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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守护”下矿业权流转 　　 　　在我国，矿产资源专属于国家所有。这种所有权在早期表现为高度集中、政府计划授予且无偿开采的利用形式。这就往往会产生某种难以彻底遏制变的对国家资源浪费的放任，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局面。目前，我国物权制度正在经历从归属到利用的转变，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将一部分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权出让给其他民事主体，收取出让金和相关补偿费用，并通过对矿业权交易市场收取一定的税费，让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这同样也是国家所有权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 　　在我国，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新颁布的《物权法》将此种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规定在了“用益物权”中，让其准用“用益物权”相关规定，自然这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认可矿业权是具有公法属性的私权，就是注意到矿业权需要大量的、系统的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综合调整，这也意味着还得有专门的矿产资源法律规范系统来对矿业权进一步予以具体化的规定。 　　我国《矿产资源法》颁行20余年来争论最大的地方，应是矿业权的属性，如何理解其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以及由此衍生的矿业权的转让市场规制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与矿业权在整个权利体系中应该如何归类，《矿产资源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如何定位，以及矿业权流转市场如何进行规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紧密相连。 　　“矿”所意味的是公法调整的必然性，“业”所包含的是私权性和流转性，而这无疑也体现着我国《矿产资源法》修改完善的方向――将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调整手段相结合，让公法规制和私法规制相协调，逐步建设和完善公法规制下的矿业权流转法律规范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使《矿产资源法》成为一部适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法律规范系统，最终实现和谐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 　　 　　 两个市场的守护神 　　 　　按照我国《矿产资源法》的现行规定，矿业权的取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国家的出让行为取得，形成矿业权一级出让市场；另一种则是通过矿业权人的转让行为取得，构成所谓二级市场。而后者由于是矿业权在各个平等的民事主体间流转???更强调应遵循私法规则，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矿业权转让才是真正的矿业权市场的主要内容。 　　自我国于1986年颁布第一部《矿产资源法》以来，出台了大量的法规、规章，矿业权制度不断完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矿业权流转市场的法律规范系统亟待完善。 　　 　　在矿业权一级市场中政府机关具有双重身份 　　在我国，国家是矿产资源的所有人，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行使着矿产资源所有人的相关权利，但政府机关同时又是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其既是公权力的代表者，又是民事权利的设定人。这一双重身份往往会使代表国家出让矿业权的政府机关，有时不能使矿业权完全依照市场规律为最经济的民事主体所获得，进而使得所有的矿产资源都物尽其用，反而是在追逐政府机关现时利益最大化冲动的诱惑下，产生只考虑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执法偏差。 　　在政府垄断一级市场，矿产资源日益稀缺，经济利益巨大的情况下，要有效地制约政府这种垄断性质的决定权，就要求政府适当地退出对矿业权的直接经营，当好市场的守护神，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这便是调整一级市场的法律规范系统之核心所在。 　　而政府对拥有相同资质的企业一视同仁也十分重要，不能再因为企业的投资主体不同而实行差别待遇。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不能靠把中央政府的垄断变为地方政府的垄断来解决，而是通过诸如税收等公法手段来解决市场调节后果失灵时必要的实质公平。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都已规定，矿业权的出让可以采取招投标，各省市（区）也都尝试着运用市场运作方式进行矿业权的有偿出让，但缺乏公权有效监督的市场化出让方式依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既难以完全保障程序的真正公平，也难以真正始终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政府机关一旦角色错位，有些做法实际上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明里暗里实行地方保护，以权谋大私小私，偏离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既定目标。 　　 　　在矿业权二级市场应做到公权的“恰当”规制 　　矿业权行使的制度保障是矿业权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公法在对此私权的规制中，只是充当市场运作的守护神。但我国实践中的公法所保障的采矿权的期限很短，甚至有的只授一年，而且个别地方政府还以各种理由将民事主体合法取得的矿业权任意收回。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我国粗放经营的矿业生产方式其实与矿业权的此种事实表达密切相关，短期性必然带来了对矿产资源开发的急功近利。 　　这种不确定性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矿业权的引资，世界范围内每年有50亿美元矿产勘查资金在国际间流动，但只有数百万美元流入中国，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数千亿美元形成巨大反差。同时，世界上目前有800亿～900亿美元投入大型矿产开发项目，发展中国家占3/4，而我国尚无一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