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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礼学经世”说宗教仪式渊源 　　[摘要]人们研究曾国藩“礼学经世”的主张，对“礼”的内涵不够重视，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把“礼”当作是笼统的道德规范，而忽视其中宗教仪式性的内容，其实是从现代人的世俗心态出发，滤去该主张的政教合一色彩。从曾氏担任总督期间送痘神和求雨求晴的活动入手，探讨“礼学经世”的这一层面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来源，看仪式过程中地方风俗和朝延典制如何互动、合作。送疸神是曾氏行送神之礼，为百姓祈求免灾，一方面使私人行为得到升华，另一方面也收揽人心。求雨求晴，则可以看到他把龙神崇拜推向中心，在天人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尝试。两者都反映他平乱以后把有利于统治的民间信仰纳入正统，重建礼仪秩序的努力。 　　[关键词]送痘神　求雨求晴　曾国藩礼　学经世 　　[作者简介]范广欣(1975―　)，男，江苏省扬州市人，历史学博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西方政治哲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129－11 　　 　　礼按照传统和曾国藩本人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制度，首先是官僚制度，也包括学校、家族、赋役等其他方面的典章制度，二为行为规范，主要是仪式和礼节，包括儒家正统(经常受到王朝政治权力的支持)认可的风俗习惯、宗教活动和人与人相处、交接的规范。以往的研究对礼的分类和具体内涵不够重视，除了冯友兰明确指出曾氏把制定营规、营制当作是恢复军礼的尝试以外，其他学者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把礼当成一种笼统的道德规范，不仅对典章制度的作用认识不够，也对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仪式性的内容完全忽视。如果不讨论仪式性的内容，那么对礼和“礼学经世”的理解，无论如何都只能是片面的。典章制度多与国家层面的大事情相关联，仪式性的活动，尤其是宗教仪式，却更多地渗透到当时人民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礼的缘起本来就染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春秋以后，虽然道德伦理的解释逐渐占据了上风，却始终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宗教功能。如果只强调其中蕴涵的道德规范，而??去其宗教色彩，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其符合受五四洗礼的现代人的期待，而不是历史的态度。 　　实际上，同典章制度一样，仪式尤其是祭祀等宗教活动，在曾国藩“礼学经世”主张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曾氏一向把祭祀活动看成他从政、治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还是同治中兴期间，这类活动都占据了他相当的精力，对他一生功业也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三河城惨败之后的祭祀、各地昭忠祠的建立和调整对湘军士气的维持，对湘军团队精神的塑造都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追溯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宗教仪式渊源。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精神上的因袭变异，还要有适合它的社会历史土壤。前人对曾氏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如王朝衰朽、西力东渐多有论述，但是这只能说明一般的“经世”要求，却不能说明“礼学”的特殊意义。还没有受到重视的是礼(尤其是其中宗教仪式的内容)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希望通过本文考察宗教仪式在曾氏所生活的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注意它们在日常生活和紧急事件中的生命力以及曾氏从中所获得的启发。期望从曾氏担任两江和直隶总督期间送痘神和求雨求睛两件事人手，追溯“礼学经世”的这一层面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渊源，看仪式过程中当地平民和外来官员，地方风俗和朝廷典制如何互动、合作，看主事者――地方官员如何在既定框架下面因应具体情况作出调整，实现礼仪的社会政治功能。 　　 　　一、送痘神 　　 　　送痘神的事情发生在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其源头要追溯到三月十四日。当时曾国藩正在两江总督任上，距离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两江总督冶所江宁)也还不到三年，仍然是百废待兴，曾氏在政务繁忙之余，督导次子纪鸿(小名科一)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夜发现纪鸿腰疼头疼，听说他白天又不能吃饭，便“殊深忧灼”、“久不成寐”，不过他也没有往坏处想，只是觉得儿子可能是用功过度，体力不支。第二天纪鸿就起不了床。十六日给他吃了补药，效果不好，才知道不是疲劳那么简单，而是真的有病了。找医生(幕府中人?)来，却未能说明病因，对症下药，反而耽搁了时间，结果拖到十八日，病就加重了，令曾氏“深为焦灼”。直到十九日，新找的医生才得出结论：“非疹也，痘也。”痘，俗称天花，亦称痘疮或疮，在当时是一种很危险的传染病。道光十九年(1839年)，曾氏十岁的幼妹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就曾连续两日内死于此症。曾氏发现连续几天药都用错了，“尤为焦灼”，立即请了一位专科医生来看，确诊为天花，而且已经很严重，全身都长满了痘。曾氏已无心细看文件，“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