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痕迹”.docVIP

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痕迹” 　　后马克思主义因其反“宏大叙事”的理论立场，而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之一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不屑一顾。然而，后马克思主义既认为“科学”“无能”又承认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通过承认“知识”作为文化发展的动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作用，肯定“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生产力承担者的角色。这些都表露出它对社会发展动力论隐晦而间接的认可，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传统的社会发展动力论的理解，已随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推进而有着更为多元的内容。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４１－０７ 　　郑忆石（１９５４―），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ＢＺＸ００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０９ＢＺＸ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科学、知识、知识分子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知识是一般生产力等观点，对此作了明确肯定。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因其“反传统”、“反中心”、“反基础”、“反本质”的理论立场，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宏大叙事”被嗤之以鼻。然而，详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一些理论，却不难发现其关于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的观点隐含着社会发展动力论“痕迹”。 　　 　　一、科学：“无能”与“影响力” 　　后马克思主义解构派鼻祖德里达，在发起“也许最激进、最全面地从内部瓦解形而上学的尝试”[１]（Ｐ２６），力图从内部破坏和颠覆等级结构的大厦时，在将哲学与文学的地位等同，认为“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很少说明并且只是粗浅说明的符号概念”[２]（??１２１）时，认为科学与哲学别无二致，两者都是一种符号系统，“各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科学技术制度之间、各种文字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牢不可破的，而这些文字系统既不只是‘交流手段’或所指的工具，又不同于这种手段或工具；权力和一般有效性的意义可能作为意义和主宰（通过理想化）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始终只有通过‘符号的’力量而与文字的使用联系在一起”[２]（Ｐ１３８），因而都是通过“文字系统”在假设它们的实在世界，而不能提供一个通向不变现实的窗口。 　　这样，当德里达在强调无论哲学还是科学事实上都是流动的和易变的时，当德里达强调“我们必须理解科学的这种无能，这种无能也是哲学的无能，是认识的终结”[２]（Ｐ１３９）时，德里达通过否定科学的价值并通过这种否认而完全抹杀科学的其他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价值。 　　与德里达相似，詹姆逊也从未看好并承认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却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科技是资本发展的成果而非成因。”[３]（Ｐ４８３）在詹姆逊眼中，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只是一个“用作概括受当前社会中受机器运作操纵的僵死的劳动力”的“简称”[３]（Ｐ４８３）而已。然而，作为一个力图融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解构主义精神于一体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詹姆逊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的辩证立场，又与德里达有异。 　　基于人道主义的评判立场，詹姆逊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滥用”不仅造成了环境、生态等自然问题，更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的异化，“那储藏于机器中的劳动力，包含了人的动力，反自然的动力，确是人在当前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异化的能力”[３]（Ｐ４８３）；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无动力实践”（ｐｒａｃｔｉｃｏ－ｉｎｅｒｔ），其内涵的“反终极性”（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ｉｎａｌｉｔｙ）“以大家无法控制、不可知晓的形式，为我们的集体实践及个人实践带来冲击，拓展出一个广阔的无理想的‘迪世托邦’（ｄｙｓｔｏｐｉａ）层次”[３]（Ｐ４８３）；科学技术与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息息相关，“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的巨大改变”[３]（Ｐ２２９－２９３），因而后现代文化的“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文化语言”[３]（Ｐ４３３）等，它都逃不脱干系。 　　从现代人对高度发展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并被它搞得心醉神迷的现实中，詹姆逊得出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内化为一种后现代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