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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他们:关于社区内部分隔的观察与思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赖金良 一、观察:社区内部分隔的经验描述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迁徙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虽说这种流动或迁徙是全国范围的，几乎没有任何地域性或区域性的界限, 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遇到或多或少的“外来人口”，但在空间分布上并不是均匀平直、各向同性的，而是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或迁徙，以及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流动或迁徙。因此，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无疑是流动人口的重要输入地和聚集地，以省会城市杭州市为例，2007年外来人口超过300万，已成为当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这几百万外来人口在杭州市范围内，其空间分布同样不是均匀的，而是呈现出某种环状、带状或块状结构。例如，在城市的近郊区域或城乡结合部，形成了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环状分布，而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各类新兴开发区，则形成了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带状或块状分布。外来流动人口的这种空间分布特点，可从就业机会、房租价位、通勤成本等多方面因素来解释，因这些因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这里“按下不表”。由于这种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在城市中心区域或近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一些，一般不会超过社区内本地户籍人口，而在城市近郊区域、城乡结合部以及城市周边新兴开发区，外来人口的比例则明显较高，往往超过社区内本地户籍人口，甚至数倍于社区内本地户籍人口。例如，位于城市近郊的杭州市江干区三叉社区，总人口10550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3650人，外地户籍人口6900人；位于城市周边新兴开发区的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新华社区，总人口14400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3400人，外地户籍人口11000人。那么，这些成倍甚或数倍于本地户籍人口的外来居民，在其所租住的社区又是如何与本地居民相处的呢？或者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 我们选择的观察地点是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该镇为“万向集团化集团全国著名企业所在地国家级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2005年综合经济实力跃居浙江第一全国千强镇第六。2007年，全镇实现经济总量795 亿元，增长29.5 %，实现企业利润51.2亿元，增长91.2 %，实现财政收入13.8亿元，增长25%。区域面积42.88平方公里，下辖6个社区15个行政村，人口5.1万，人口11万）由于先后经历了“新农村建设”或“撤村建居”改造，在我们所到的多数社区（或村庄），已经看不到原来的老房子或破旧房子，那一排排按照规划图纸兴建的整齐漂亮甚至有些豪华的类别墅型住宅，向人们展示着这些社区（或村庄）的富裕和活力。不过，“分隔”就发生在这些类别墅型住宅内。这些独门独院、从院门院墙到楼房墙面都装修得颇为豪华的住宅楼，往往都在楼房边墙或后墙的某个位置,用水泥或钢材搭造了一条通往三楼及以上楼层的步梯式通道，从它们附着在楼房外墙的那种不协调，一看便知是住宅楼建成以后才搭建上去的。这些楼梯通道专供外来租住人员使用，出口大多直接通往庭院外面的巷道、街区或马路，也有因周围环境限制确实无法“另辟蹊径”而在庭院内的。走进住宅楼庭院，在院墙的内沿往往都建有或多或少的车棚式建筑，而楼房周围的附加建筑则体量不等,特别是在楼房后面,有的附加建筑甚至高达三、五层，几乎相当于又一幢住宅楼,只是结构比较简单、建筑质量及内部设施和外部装修等明显较差罢了。虽然一般都属“违章建筑”范围，但考虑到居民利益以及“法不责众”和“众怒难犯”，政府管理部门通常以睁眼闭眼待之。这些附加建筑往往与住宅楼外墙的楼梯通道相连，由此形成了包括住宅楼三楼及以上楼层和各种附加建筑在内的出租房格局，其数量少则10—20间，多则30或40余间。这种情况在当地随处可见，因而房源充足而租金低廉，一般200-300元即可租到一间比较满意的住房，这对于收入普遍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住宅楼的一、二层，通常都是“房东”即出租户自己居住，当然，也有因家庭人口较少而将一层的部分房间腾空出租的，但前提是另辟边门通道、不影响自家人日常出入。这样，在住房出租户与承租户,即作为“房东”的本地居民与作为“房客”的外来居民之间，就形成了一道有着直观界限的居住空间分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外在的或物理的居住空间分隔，并不简单地只是彼此陌生、相互缺乏信任的结果，它同时也作为原因在不断地强化和生产出这种陌生化和不信任，并通过某种日积月累的“内化投射”机制，在“房东”身份与“房客”身份的两部分住户之间，挖掘了一条无形的社会及心理分隔的鸿沟。 虽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同一座宅楼庭院），但除了诸如租赁交易、代办暂住证、水电设施维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