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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关于非正规金融的研究 史晋川(1997)强调民间金融业的兴起与发展是在传统国有金融体制的深化难以有实质性推进的情形下，我国国民经济市场深化所引致的结果。民间金融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张杰(2000)关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的研究，从金融制度结构变迁的角度认为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解除不能依赖于现有的国有金融框架，而要寻求以内生性为特征的金融制度创新。而非正规金融恰恰具有对民营经济的内生性支持的特点。 李扬等(2001)根据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史的研究，强调非正规金融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导向作用，提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从非正规金融到正规金融“两阶段论”的理论观点。 彭兴韵(2002)认为，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政府通过财政控制来调控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步下降，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政府不得不加强对金融的控制。即在组织上设立总分行制的银行体系，降低政府对金融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成本；在控制手段上，直接采用了利率管制下的信贷配给制度。利率控制与信贷配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基础:首先，由于利率管制，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给存款者的利率不能反映其消费的时间偏好率，因此储蓄者有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寻求能够反映其消费的时间偏好率的更高的利率的内在冲动，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了资本来源；再者，由于利率管制，贷款利率不能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也不能反映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导致企业对资本的过度需求。由于资本短缺，政府会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的信贷配给，使得许多边际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促使那些借款者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去寻找未被满足的边际资本。 李援亚(2002)认为，金融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巨大的运营成本要求正规金融机构应该实行规模经营，因此，国有银行在切实转化机制朝着利润最大化方向开展经营时，就会从农村和中小企业退出。出于逐利的动机，非正规金融就会利用各种资源应运而生。 林乐芬、林彬乐(2002)认为，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形成是同我国的金融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的，是体制内金融制度所提供的信贷工具不能适应体制外产出增加的金融需求而不断内生出来的，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杜朝运(2001)认为，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被认为是制度的唯一合法供给者，其他的制度创新，未得到政府的允许和推广之前，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而加以制止。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对绝大部分经济资源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个人和自愿团体几乎不具备制度创新的空间。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逐步弱化，附着在经济资源上的权利己不再单纯为政府所有，相当一部分被转移到私人部门手中，多样化权利主体的产生为市场得以运作创造出必要的前提条件，市场化的环境能够为响应获利机会的自发行为提供相当的制度创新空间，使得个人或团体有可能构建一些符合市场需要的新制度，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就是市场经济诱生的一项制度安排。 张杰(1998)等认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的是以工业化和城市为导向的赶超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国家必然求助于经济和政治手段，构建二重的金融制度结构：即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的下层结构，上下层结构之间缺乏富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在二重性的制度结构中，除了国家偏好，其余主体的偏好难于与之展开竞争，经常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中国金融制度的上层结构是金融垄断，而下层结构却只存在少量的金融形式。在经济体制改革后，金融体制的二重结构依然保持，与这种金融二重制度结构相对应的是作为外生性的国有金融中介，只向国有经济部门提供信贷，而不会或尽量少地考虑私人部门的融资需要，私人借贷需求几乎被排斥了。其间的原由在于政府为了弥补因国有企业效益日益下降，弥补低下的税收体制造成的财政收入的不足，通过国有金融系统的对金融活动的垄断，从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金融剩余。而与此同时，一系列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逐渐产生并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它们的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要时，成为资金需求者，虽然通过国有金融机构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但相对于日益膨胀的资金需求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于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存在便有了其充足的理由支撑。 史晋川和叶敏(2001)认为，各种制度安排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旦由政府决定的强制性制度确定，诱致性制度变迁也随即被选择，完成制度的整体功能。在我国金融制度扭曲的环境下，非正规金融在金融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任旭华、周好文(2003)认为，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而当现存制度存在巨大的难以开发的潜在利益时，必然存在制度变迁需求。因为制度变迁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满足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孕育着丰富的制度变迁收益。非正规金融正是因其激励效率高，运作灵活，信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