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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对于我国语言文字发展的影响 中国历代学者的汉语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语义研究阶段，语音研究阶段，全面发展阶段等 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从汉代开始的。因为国家统一已久，所以学术空气较浓。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在语义方面，因为汉代崇尚儒术，提倡读经，每一个儒生都要求有阅读古书的能力。1 南北朝（420－589）以后，语言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语音方面。这不是偶然的。当时诗律学逐渐发达，为了研究韵律和节奏，需要明确地分析语音的构造，发现声调的特性。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语文学者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远在第二世纪（东汉），中国人已经能够把每一个音节分为两部分，就是现代所谓声母和韵母。相传沈约（414－513）写了一部四声谱，当时诗人们已经注意到汉语里有四声，并且把这种认识用在诗律的实践上。字典之外有韵书，其实韵书也是字典之一种，不过它是按音编排的字典罢了。陆法言的切韵（601）是现在能看见的最早的一部韵书。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元明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在北方话的活语言方面。4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2 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语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史来说，都有作为资料的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就先秦来说，诗经的国风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载；论语也可能是孔门弟子所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口语。当然，其他还有许多接近口语的作品，例如易经的彖辞和象辞就有许多俗谚在内。直到汉代，许多作品还是接近口语的。史记汉书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描写，也大多数用的是活生生的口语。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来，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从汉以后的情况看来，诗歌往往比散文更接近口语。古诗十九首就很浅白通俗。六朝的民歌，在骈文盛行的同时，更是汉语史的主要根据。唐文和唐诗相比，接近口语的程度相差太远了。到了宋代，找口语不要向诗中找，而应该向词中找；到了元代，找口语不要向词中找，而应该向曲中找。 4 古人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因此，他们把语音的变迁误认为字音的变迁，把语义的变迁误认为字义的变迁。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缺点：假定语音或语义变了之后同时换了一个字来做代表，单纯从文字上看，就看不出语言发展的过程。 汉语的文字像其他文字一样，在远古时代是由图画过渡到文字的。不但结绳不是文字，图画也不是文字。当图画只表示一件事而不是表示固定的词的时候，那还不是文字。等到‘图画’能表示每一个词的时候，不但笔划简单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图画’和有声语言联系起来。拿汉字来说，就是每一个原始的字都代表着一定的声音。有人以为象形文字直接和概念相联系，而不和声音相联系，那完全是错误的。 4 俗云：“世间好语佛说尽。”佛教不仅义理幽深，佛经中的词语典故更是优美动人。根据统计，佛教传入中国后，共为中国增添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词汇，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内涵，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的许多用语也都是从佛教名相演变而来，如：宿世因缘、前因后果、一心不乱、十方世界、十恶不赦、入海算沙、大慈大悲、天魔外道、五体投地、大千世界、在劫难逃、劫后余生、一念之差、一尘不染、超凡入圣、六道轮回、功德圆满、吉祥如意、称心如意、神通广大、忍辱负重、勇猛精进、冤冤相报、醍醐灌顶等等。3 经典中生动的活泼的言辞，不但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尤其扩充许多寓意深远的词汇，如：一门深入、六根清净、刀头舐蜜、河东狮吼、不请之友、应病与药、法力无边、大彻大悟、随机应变、不知不觉、不即不离、心花怒放、耳根清净、自由自在、自作自受、自欺欺人、花花世界、作茧自缚、昙花一现、味同嚼蜡、聚沙成塔、现身说法、皆大欢喜、森罗万象、辩才无碍等。 佛教经典尤其有很多美丽而发人深省的本生及譬喻故事，传入中国之后，受到大家的喜爱，随着传诵久远，进一步衍化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如：一厢情愿、口吐莲花、步步生莲、天女散花、借花献佛、天花乱坠、盲人摸象、空中楼阁、井中捞月、顽石点头、磨砖作镜、三生有幸等。3 此外，反映民俗，表露社会百态的中国俗谚中，也充满浓厚的佛教思想，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平时不烧香，急来（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如人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