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docVIP

转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作者：陈行之 文章来源：天益 1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中说到了立志当作家的原因，有了这个原因，就决定了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上大学选择的是中文系，毕业以后谢绝了留校任教，而是到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编辑出版工作进而成为了我终身的职业……既然从事的是编辑出版工作，而我自己又在搞文学创作，自然要和很多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打交道，自然要对某一时期的某些作家和作品产生看法——这是一个广泛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清楚的，所以我今天不说这个。我要说的是对最近五年或者六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这个看法，简单说来犹如标题所示：在中国思想者的阵地上，没有当代文学的身影，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努力之中，中国作家集体缺席了。 看法是不是有一点儿极端了？让我慢慢道来。2二零零二年秋季，在某种权力作用下，我进入到了人生事业的困局之中，这种处境使我有机会重新开始由于全身心投入职业工作而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小说创作——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我终于能够重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想自己愿意想的事情、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了。 我当时的一个强烈愿望反而不是急迫地进入到小说世界，急于“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中交代过，这是我插队的时候立下的一个宏愿）。这次，我就像遇到车祸苏醒过来的人那样，非常想弄清楚我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必须寻找能够帮助我解答疑惑的人。 我首先遇到了李慎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李慎之是我在精神荒原上孤独徘徊之时遇到的第一个救赎者，他就像上帝一样指出了这个世界的秘密，沿着他所指引的通道，我结识了更多的思想者，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文学之外竟然有如此深刻的存在，这对于把文学作为最崇高事业看待的人来说不啻为极大的冲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下了一个断言：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散文、戏剧之中。 正是在这些思想者指引下，我开始进入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神圣殿堂，开始了解霍布斯、洛克、潘恩、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哈耶克、波普尔、韦伯、汤因比、马斯洛、阿伦特、罗尔斯甚至于更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 我从来不认为我弄懂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虽然在一些文章中经常会涉及有关的话题，我也只是在我所理解的文学的意义上议论它们，正是这种意义，深化了我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我重新写作了二零零二年以前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专门说到了我上面谈论的那种状况：“这本书最初写作于五年前，写完以后，按照我的习惯把它封存了起来，打算让它潜沉一段时间，再择机进行修改。我开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这期间，社会思潮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演进和深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找到了审视现实和内心的新的视角。当我再一次把书稿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东西能够提高和丰富这本书的精神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第二稿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甚至认为，没有那些“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的思想者，就不会有我这部小说，至少，它不会像现在这样成熟。 收获的人总是喜悦的，但是，当我站立在苍茫的大地上远望，向启蒙了我的思想者致敬的时候，我再次明确意识到，在那些思想者坚守的阵地上，看不到文学家的身影。 文学家到哪里去了呢？3大约是上个世纪最后一两年，我作为出版社负责人与责任编辑一道去拜访我所敬重的一位著名作家。出版工作者的所谓“拜访”当然就是约稿。经过责任编辑的持续努力，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终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完全没有想到作品会如此低劣，我甚至很怀疑它是不是出自这位作家之手。低劣在何处？低劣在我对文学作品最为深恶痛绝的浅薄无聊无病呻吟上，这种低劣的品质的确能够引起人很大的精神痛苦。 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出版工作者的人格是分为两半的：一方面你内心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另一方面你又必须遵从于出版纪律的约束，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毫无疑问，你得无条件服从于后者，其结果是：没有思想、浅薄无聊都不会构成出版障碍，只有那些真正的艺术品才有可能因为可以预计的风险而不得不割舍，结果，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我的安排下出版了。 就像所有著名作家的所有有价值和没有价值的作品一样，这部我很不欣赏的作品马上引来了文学评论家的热评，从此我知道了，在“欲治之罪，何患无词”的反面还有“欲与荣耀，何患无词”，评论者，是能够在无词的地方造出词汇来的。这部作品在我所在的出版社销售得不好，然而它仍旧作为著名作品被几家出版社反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