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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戏：数码时代的艺术走向 嬉戏：数码时代的艺术走向论文作者 黄鸣奋论文关键词 嬉戏/数码时代/艺术走向本文着眼于数码时代艺术领域迥异于严肃态度的的嬉戏倾向，分析了嬉戏的涵义与类型，阐述了它在数码影视、视频游戏及智能偶戏中的表现，解剖了它的成因，指出它蕴含着人格发展与社会发展两种不同的走向。　　艺术曾经被看成是教化工具或政治工具，与此相适应的规范性，是考察艺术内容和社会规范的一致性问题。以戏剧为例，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指出，“一切戏剧都是政治活动：它或是重申或是强调某个社会的行为准则。”（注：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页。）这一观点体现了戏剧内容的严肃性。相比而言，嬉戏性更多地体现了另一倾向，即戏剧仅仅是娱乐。这种倾向不仅见诸传统戏剧家布莱希特、尼柯尔等人的看法，而且为数码时代艺术的发展所强化。　　　　一、嬉戏的涵义　　“嬉戏”意为玩乐，语出《史记》卷二十五《律书》：“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注：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五《律书》，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243页。）作为学术范畴的“嬉戏”，主要是指不将礼俗、规范当回事的处世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嬉戏：　　一是围绕行为规范的嬉戏。行为规范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起调整作用的社会规范（注：这里所说的社会规范，主要是指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这种规范为公民内心的信念所维持，为交往中的礼仪所维护，并为国家机器通过法制予以执行。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正视对立面的存在。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对立面是黑帮、团伙等反社会群体。相对于社会规范而言，对立面是黑帮纪律等反社会规范。）。它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而且延伸到艺术领域。所谓“行规”（如美国电影界1930年公布的《海斯法典》等）就由此而来。它通常为社会权威所维护，由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加以具体化，并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类的幼童不懂得行为规范为何物，因此尽可以嬉戏自如。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儿童逐渐习得行为规范并以之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原先的自在性嬉戏在多数人身上渐趋消失，代之而生的是不同程度的循规蹈矩。由于各种反社会化因素的存在，难免会有一些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而显示出离经叛道的倾向，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还有一些人可能超越循规蹈矩与离经叛道的二元对立，持游戏人生的态度。他们既不愿意为规范所束缚，又不至于公开与社会相对立，其举止或许有违常规，但言谈出于情性，像战国时期的庄周、宋代的米萧就是如此。在社会价值系统相对统一、行为规范的控制力比较强大的时候，这类人为数不多，而且可能被视为乖戾。在相反的情况下，嬉戏可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成为一种风气。这类嬉戏之所以可能存在，条件之一是社会规范本身相当复杂。且不说法律、礼仪与道德不见得始终一致，即使是最为明晰的法律体系也可能出现内部矛盾、出现落后于现实而必须加以修订的情况，这样，人们便有可能以某种规范为依据去调侃另一种规范。条件之二是社会之大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社会规范鞭长莫及的某些地方可能成为嬉戏的乐土。条件之三是人们追求自由的天性总是渴望无所约束的活动，社会有时也为这类活动留出余地，狂欢节、愚人节的存在便是证明。（注：请参阅程正民《狂欢式的思维与艺术思维》，《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注：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导言，《巴赫金文论选》，佟暴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05页。）　　二是围绕语言规范的嬉戏。语言规范由有关语音、语法、语义的规则构成。为了保证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有必要维护语言规范的起码权威。与行为规范的习得相类似，人类的新生个体对语言规范的学习与掌握是在社会化进程中实现的，正规学校教育对此起着重要作用。文从字顺、发音正确，是语言规范化的要求。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乐意在一切场合都严格遵循上述要求，对语言规范持玩世不恭态度者确有人在。从总体来说，计算机技术增加了人们同语言嬉戏（或用语言嬉戏）的可能性。正如赖安(Marie-Laure R yan)所指出的：过去10年的数字革命已经解放了词语，不只是解放其语义潜能（就像过去数百年间前卫运动所做的那样），而且是在物理的、相当字面的意义上。信息无休止地在机器内部与外部旅行，从磁盘存贮到外部设备及其他电脑站点。它们在通过赛伯空间的旅行的结尾——每个信息包都追随自身的路线——按比特模式将自己重组为字母、词语与文本，充满希望地变成意义。有时被解放的词语变成我们手中可延展的物质，我们以手形的光标抓住它们，移动它们，擦除它们，消灭与召回它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