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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史 夏商周 木铎 木铎是中国早期的一种传播媒介，为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据说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曾经有这样的一种被称为遒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这些都与新闻的发布和采集活动相近。前人一度把木铎当做新闻事业的象征。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 布告 为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即《三国志》和《三国会要》中经常提到的用以“布告天下”的那种政府报告，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和各级政府制颁的行政法令，以在固定的地点悬挂或张贴为主。 露布 露布则是一种以流动方式“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的传播载体。主要用帛，也有用木板的，因此也被称为露板。内容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特别是用来传播战争胜利的消息。例如，《封氏闻见录》中封演在卷四中说：“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但有时候也是政治上的檄文。其中关于东晋时人袁宏的“倚马可待”的故事表明露布在魏晋时期依然盛行。露布的公开性和时效性很强，传播面也很广，是报纸诞生前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一种新闻传播媒体。 唐代 开元杂报 最早的有关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见于孙樵《经纬集》所收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开元杂报”并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只是孙樵为了行文的方便而随意使用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对于它的性质，新闻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它是一种报纸，是一种类似“进奏院状”、“邸吏报状”之类的报纸。它说明，中国开始有报纸的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原件早已失存。 敦煌进奏院状即被保留下来的仅存的两份唐代的官报。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的残页。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由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沙州的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院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所以被定名为“敦煌进奏院状”。由于开元杂报已经无存，这两份报纸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份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了。 宋代 邸报 到了宋代，开始出现了在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邸报。负责邸报发放工作的是都进奏院。宋初，成立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业务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其职责主要是收受和传递官文书，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传递消息。在都进奏院的管辖下，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是进奏官，经由进奏官传发出去的封建政府官报就是邸报。 它与唐代进奏院状的不同。首先，是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向地方官员会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其次，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再次，由不定期转为定期发行，信息量增大，时效性也有所增强。 邸报的内容主要有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军事情报，刑罚等活动。邸报的稿件大部分是进奏官从门下省的政府部门抄录来的，抄录的过程，也是选择和采集的过程。邸报和编辑审定工作，由中书省、门下省的检正官、检详官负责，后又增加了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判报”，其任务主要是决定发报稿件的取舍。 邸报发出后，允许传抄和复制，并允许这些复制件以朝报或邸报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其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 定本 所谓定本，指的是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定本”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当局对“邸报”的控制，迫使进奏官们只能按照当局允许发布的内容进行传报活动，使邸报能够更好地贯彻皇帝和当权派宰辅们的意图，为巩固他们的统治秩序服务。定本制度在宋代也曾两次取消，但都没过多久就重新恢复了。可谓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最早的事前审查制度。 小报 小报始于北宋，盛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可能在北宋初年都进奏院成立以后不久就出现了，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编发的封建官报相对的民产报纸的形态出现的。同邸报一样，小报也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名称，小报只是对这种类型的非官方报纸的习惯性称呼。小报的发行人包括邸吏、在省寺监司等政府机关内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和从事书籍印售工作的“书肆之家”。 小报的内容，主要是“今日某被召”之类的朝廷动态报道，“某人罢去”之类的官吏任免消息，皇帝的谕旨诏令，等时事性政治材料。和官报比起来，小报有两个特点：第一，信息比较灵通，新闻的时效性较强。第二，所发展的大多是中枢部门还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而且小报的消息也并非十分准确。小报的方式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小报的受众很广，有地方官，有士大夫知识分子，皇室成员和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 榜 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发布的，以张贴的方式公布信息的新闻传播手段。其形式类似于唐以前的布告。但宋代的榜，其提供信息之及时，使用频率和受百姓关注程度之高，都远超过汉唐。榜通常是用来公布法令的，但也经常用来公布希望公众尽快知道的诏旨、章奏和赏功罚罪等方面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