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1.doc

再論南宋國家財政的幾個問題 ——答劉光臨君 中國人民大學 包偉民 學術的進步有賴於同道的相互質難與切磋。在當今學術“著作”講究量產的年代，有學人能仔細閱讀某本躺在撐滿了架的書店角落、連作者自己都不容易找到的小書，寫出長篇認真的批評文章，真是幸事。 兩年前，劉光臨君撰寫〈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一文，對拙作《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提出批評。未能及時回應，並非托大，實因俗務煩多之故。 〈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充分體現了劉君的學術思想與學識水平，讀來頗受啟發。歸納此文要旨，大致是認為宋代作為一個“重商主義”的社會，具有高超的財政管理水平，它的賦稅征取借助於市場經濟的手段，已高度貨幣化了。尤其到南宋時期，因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更因“市場化的戰爭動員模式”，“被迫走上了資本主義財政之路”。例如發行債券，引入累進稅制，等等，都是其重要的財政管理手段。由此，劉君認為宋代的賦稅征收總額，“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其真實稅收不增反減”。“宋代的稅收主要來自於茶、鹽、酒征榷等間接稅，納稅人主體是城市居民，與農民關係不大”（頁221）。“南宋20%的人口承擔了50-70%的稅賦，而剩餘80%的人口卻共負擔了另外的一半或不足一半”（頁273）。這裡的20%人口，當然是劉君所認為的“城鎮居民”。他斷言：“南宋官民上下必然明瞭國防上的巨大壓力，才願意接受種種不利、甚至有害於地方利益的稅收征調。”（頁224）在此基礎之上，劉君認為本人在《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對宋代財政史的理解有誤。 劉君此文論點新穎，體系宏大。根據本人粗淺的理解，其所論大致可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對南宋時期國家財政一些具體歷史現象的獨到解釋，另一是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尤其經與我國帝制後期的明代以及西歐歷史的比較，提出自己關於宋代社會特質的理解，如謂在中國帝制後期，從宋代的重商主義走向了明代的重農主義，宋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社會體制轉變”（頁280），等等。 容本人坦陳：劉君這後一方面的陳述，有許多內容超出了本人的理解能力，無由置喙。如劉君謂南宋大量發行的會子等紙鈔，本非貨幣，而是“某種具有流通性質的政府債券”。而且南宋會子的換界類同於債券兌換，“從而形成中長期債券”（頁233）。據本人極淺近的經濟學知識，所謂政府債券，理應具有有償性與自愿性的特征，還應規定有明確的償還本息的期限。這是常識，不需要引經據典。只是，未知南宋士庶“自願”地擁有會子這種“中長期債券”後，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自由地向政府兌換本息？它的利率是多少？假如他們萬幸、不會因為會價下跌而有所損失的話。這些，都是本人今後極願向劉君請教的。 總之，劉君此文頗有借批評拙作而闡發其宋代國家財政資本主義論的用意在。對這些借題發揮之處，本人既無意、更不必一一予以回應討論，下文僅就劉文批評所及、關於南宋國家財政一些具體內容的不同理解，重申己見，並在某些方面，借助於劉君的批評，進一步完善拙作的論述。 一、物價指數與“天下歲入緡錢” 忽略物價上漲對國家財政收入的影響，是劉君對拙作的主要批評之一，言之有理。儘管南宋時期物價指數對國家財政的影響並非如劉君所說，使得“其真實稅收不增反減”，但本人至少在邏輯上理應彌補論述的缺環。 劉君開篇首先引述南宋史家李心傳（1167–1244）的記述，作為其分析宋代國家中央財政的錢幣增長與否的依據。為方便討論，今亦引述於下：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増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増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増歲廣，至熙、豐間，合苖、役、易、税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逮淳熙末，遂増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焉。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之正賦也；其六百六十餘萬緡，號經制，蓋呂元直在戸部時復之；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縂制，蓋孟富文秉政創之；四百餘萬緡，號月樁錢，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増賦也。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宜民力之困矣。 劉君以為：雖然據李心傳的這一則記述統計，宋代國家財政的貨幣收入，從十世紀後期1600萬貫，增長到十二世紀末期的6530萬貫，二百年內增長了三倍。但由於同時期物價指數上升，因此淳熙年間（1174-1189）的中央貨幣收入，須得除以3.6，才是它的真實賦稅收入（頁323-24）。因此淳熙末年中央的實際貨幣收入，並非如李心傳所記述的數據，而是僅及1780萬貫。因此，南宋國家的實際稅收相較於北宋時期，“不增反減”。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去看，這樣的分析實在無懈可擊。但如果我們遵從劉君的指示，“回到具體的歷史環境”（頁223），問題如果真就那麼簡單，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