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陌生人说“心里话”都市妇女热线电话研究.docVIP

向陌生人说“心里话”都市妇女热线电话研究 　　【摘要】本文以上海妇女儿童心理热线为经典个案，就2003-2008年6年电话记录进行内容分析与数据统计，从微观层面关注市场转轨与社会变迁给妇女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检视国家如何通过热线的建制化渠道灵活地进入个体的私人领域、并帮助处于转型中的社会缓冲道德失范带来的阵痛。此外，本文还通过深度访谈，从传播学视角探索电话媒介如何跨越空间距离，在分散的陌生人之间构建起匿名的亲密关系。 　　【关键词】热线；匿名性；亲密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缘起于笔者阅读了美国学者Kathleen Erwin( Kathleen Erwin, 2003）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对上海两条夜间开通的心理热线――妇女儿童热线和心理健康热线的考察，在考察报告中Erwin指出，九十年代中期电话日渐普及的都市上海，热线电话以其匿名性，去商业化和去等级化的公益性以及人际沟通交流的亲密性，为身处巨大社会变迁而中的都市妇女架起了一条应对苦恼、倾诉衷肠、寻求解脱、“科学”的交流渠道。1989年自中国的第一部直接面向普通（非精神病）人群热线电话在天津开通后，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城市也相继开通热线电话。此后随着热线电话数量的渐增，热线开通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危机干预，发展为提供爱情、婚姻、家庭和性方面的咨询。但时过境迁，电话这一90年代惠及社会的传播技术早已不再被称为新媒体，互联网的横空出世不仅分流了电话媒介的部分功能并改变了个体的媒介使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个体的交往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是否会使热线电话的功能日益式微？这使笔者产生了再考察上海妇女儿童热线电话的兴趣。 　　笔者在查找资料中发现，尽管学界对热线的关注并不算多，但热线电话却仍是女性倾诉困惑的一条重要渠道。以上海唯尔福妇女儿童心理热线为例，这条在每周一、三、五的16：30-21：00（节假日除外）开通的热线电话，尽管从2003-2006年6年间的电话量呈现下滑的趋势，但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电话数量再读度上扬，2003年-2008年6年间年均电话量保持在250个左右[1]。此外，在上海的部分区县设立的妇女热线也保持了可观的接听电话数量。这些热线电话多为妇女在遇到（很少有儿童拨打）在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人际关系问题上的焦虑、困惑和苦恼时的倾诉与求助（王行娟，2000）。 　　本研究将以唯尔福妇女儿童心理热线为经典个案，就其2003-2008年6年间的电话记录进行内容分析与数据统计，从微观层面通过对热线电话的通话记录的观察，提炼热线电话的主要议题，检视上海市场转轨与社会变迁给妇女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同时，本研究也将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与多位担任改热线10多年的咨询师进行访谈交流，还原热线拨打场景，探求置身巨大社会变迁的女性为什么愿意在电话中向陌生人倾诉自己的私人问题，即电话这个跨越物理和社会空间联系的通讯方式如何在分散的陌生人之间构建匿名性的亲密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上个世纪中叶，“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诞生开创了研究人如何应用媒介的先河。卡茨、格里维奇和赫斯从多个文献中归纳出个人使用大众媒介的五大类需求：1．认知的需求（获得信息、知识和理解）；2.情感的需求（情绪的、愉悦的或美感体验）；3.个人整的合需求（加强可信度，信心，稳固性和身份地位）；4.社会整合的需求（加强与家人、朋友等的接触）；5.舒缓压力的需要（逃避和转移注意力）。麦奎尔也对个体的“媒介取向”有过经典表述：个体的媒体使用习惯，是反映总体社会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的产物：一基本稳定的社会状况及相应的受众个体的媒介需求（如对特定信息、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的需求）；二是“大众媒介结构”，即具有某一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个人，在特定地点接触可得媒介的可能性。这两个因素不仅导致人们日常媒介行为模式，而且导致相当稳定的媒介使用意向、趋势和安排（Denis McQuail，2006）。本研究所集中研究的热线媒介使用，专指拨打电话者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主动以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与热线接线员形成双向互动的对话过程。该过程虽不属于大众媒介使用范畴，但笔者以为在此援用传统的媒介使用经典理论来体察妇女热线媒介使用仍相当有用。 　　作为一种传播技术的电话，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女性产生的影响究竟几何？海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虽涉及不多却仍不乏关注。以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电话诞辰百年研讨会的21篇论文为基础的论文集《电话的社会影响》（Ithiel de Sola Pool,2008），是至今较为全面地汇集科学家、历史学家、技术专家和新闻工作者就百年电话发展而进行的研究汇集，记录了电话在其诞生的首个百年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时间和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