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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社会化叙事 　　[摘要]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关键词]围屋化；历史记忆；社会化叙事 　　[作者]郑威，广西贺州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余秀忠，贺州学院初等教育系教师。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69-006 　　 　　按当今叙事学的一般性解释，“叙事”应包括两个基本范畴：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前者可视为形式，后者可视为内容。叙事学(namtologr)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专门研究二者关系的学科。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它无疑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也同样为族群历史记忆提供了一种富有借鉴意义的叙事范式。 　　 　　一、建筑符号的社会化叙事 　　 　　“社会记忆”、“历史记忆”这样的“假设”已经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讨论话题，并带有明显的共识趋向。以最为简单的认知，“社会记忆”基本上属于机能和能力，它必须建立在另一个必要的前提之上――“社会叙事”(social narrative)。叙事经常被简约地等于故事的讲述。其实，人的具体和抽象都贯穿于“故事”之中。理查德森认为，人类的本质有多种表现形式，人除了“生物存在和经济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属性：“故事的讲述者”(storyteller)。人是故事的制造者，故事又使人变得更为丰富；人是故事的主角，故事又使人更富有传奇色彩；人是故事讲述者，故事又使人变得充满了想象的虚构。在这里，叙事本身具有自身的功能一结构；“人的讲述”也具有历史语境之下的功能一结构。没有基本“故事讲述者”，记忆便有束之高阁之虞。其间的关系应为：社会叙事与社会记忆互为依据，共同建构成一个社会传承的机制。 　　既然是“故事的讲述”，两个“F”：事实(Fact)/虚构(Ficlion)的错综复杂便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加以甄别和厘清。它直接构造出族群记忆的社会结构中的知识系统、权力话语和资源配置，一个族群的族性认同(ethnic identity)也与之有着密切关联。而作为客家围屋这样一个历史“贮存器”，是最具权威的族性记忆形式：它讲述了什么，展演了什么、遗留了什么、记忆了什么都清清楚楚，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族群是怎样进行记忆的：什么被剔除了，什么遗留了下来；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虚构怎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显然，作为符号系统的客家围屋本身很难孤立地被确定其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叙事产物；特别在所谓“后现代叙事”中，“客家围屋”已经超出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建筑”意义，而成为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成分的“社会化符号”。我们不妨以贺州莲塘“白花地道围屋”为例加以说明。“白花地道围屋”虽然也具备作为一般建筑的个性价值，但它却浓缩着清代中晚期土客械斗不止、客家人从大本营向广西迁移背景下的“符号系统”。因此，客家围屋最主要的特点是防御性。客家先祖经过数百年几度迁徙才在南国安家，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经验告诉他们，保障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聚族而居，其半圆内聚的形式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其次是舒适，围屋内空间较开放，那南北贯穿的过堂风、透过门洞看见池塘田野的快意，以及随手池边种菜、屋前屋后摘果之潇洒，则是客家人常伴的幸福。围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厅堂空间系统，作为主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婚丧吉庆，拜祭祖宗等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因此，它在空间上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居住空间却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这种对公共空间的重视，使家族社会关系得到了强化。 　　“围屋化”是客家族群发展的“一种大叙事”(a grand narrative)，它能有效地、可预测地通过对族群控制产生社会作用。“围屋化”一方面表现出客家族群社会的“中原”情结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它强化了客家族群社会中的焦虑和紧张的“符号隐喻”。对客家族群社会的“围屋化”的评价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在此，我们无意对这一过程进行全面的评估，只从它对当代叙事――不少人称为“后现代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稍作分析。这确实是当代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