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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研究中几个问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就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与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和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和―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种特殊的意义。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2005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架欧洲空中客车飞机的时候，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度的，需要各国的努力。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要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如何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西方的中国研究受到价值观和方法论制约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中国并未发生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的巨变，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此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