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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民众知情权与表达权 　　2007年有两个事件是会被载入史册的，这两个事件都跟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与领导如何面对媒体有关：一是陕西的华南虎照事件，二是厦门PX事件。前者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公众利用自己的力量（包括通过媒体）不断揭示真相，实现自己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精彩过程；后者则使这一过程最后呈现出一个多方满意的结局，成为环保领域率先实现“民意决定”民主决策的开局之力作。 　　先说厦门的PX事件。 　　从2007年3月份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反对性提案，到6月份市民“集体散步”，到市政府暂停项目施工，再到12月份环评报告出炉及公众参与环节，厦门PX事件经历了多次反复，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厦门市政府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从背对民众到直接面对民众，从一开始试图在媒体上遵循传统的言论管制到最后审时度势地广开言路。这才发现，一旦民意的管道自由畅通，眼界也便豁然打开：民众与政府之间，对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话；对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合作。诚如厦门市政府官员所言：从6月份的“PX风波”到12月份“公众参与”环节，厦门民众日趋理性，政府执政能力得到锻炼提高。 　　厦门市政府在面对公众强烈反对意见的态度和方式转变以后，在公众参与环节中的一些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最大限度地开放反对意见的言论平台，让反对最积极的人参与到公众参与环节；二是在公众加入环节中，主持人的轻松、幽默与智慧背后的那种平等心态，不但尊重在座谈会上大谈反对意见的人，每当有人提出赞成意见时，也用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提请大家尊重发言人。这使大家都很有面子和尊严，胜亦可喜，败亦欣然，进退有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厦门市政府对待民众知情权、表达权的华丽转身是PX事件最终向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它使政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原来，在民意面前“低头”，并不是一件没有面子和尊严的事情，相反，尊重民意、尊重科学，却是政府树立权威、赢得尊重和信任的基础，甚至是其合法性的前提。这一事件也能给确立领导与媒体的正常关系以有益的启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尊重，总要通过各类媒体方才得以实现。 　　中国传统的威权政治，过于强调政府“为民作主”，实质上也就是“替民作主”、“代民作主”，以为听从反对意见是丧失“权威”的表现。民间的管道被堵塞，舆论和传媒的渠道、司法的渠道、民主听证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等等正常渠道，要么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被动服务于行政意图；要么干脆处于沉睡状态。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的研究结果表明，一项公共决策的制定不仅涉及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外部成本即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人强加的成本，两项成本的总和就是社会的总成本。社会为没有民主的决策付出的外部成本非常之大，因此，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布坎南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跟他这一成果关系极大。厦门PX事件再次表明，假如没有有效的公众参与的管道，民众将世代承受的环境成本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为对立与不信任付出的成本都会极其高昂。在公共管理理论里还有个高压阀的概念：有畅通的渠道让大家发言，民众情绪就会得到疏导，人们将更加趋于理性、克制和让步。一味压制，高压锅就得爆炸。厦门PX事件最终走向良性轨道，正是市民广泛参与、媒体自由讨论、政府机关兼听则明、政府和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提升的结果。 　　再说陕西的华南虎照事件。 　　相对于厦门的PX事件，陕西的华南虎照事件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负面典型。虽然在公众、媒体的一再呼吁下，应国家林业局的要求，陕西省林业厅不得不决定重新启动虎照真伪的鉴定工作，但在民间社会穷极真相的努力过程中，有关当局对公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的漠视一再得到充分表现，与此同时，因为借助于互联网，公众挖掘真相的能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演示。可以说，在几个月的“打虎”历程中，各行各业的顶尖专家，甚至国际上的华南虎保护组织以及顶级侦探等等，都被汇集到鉴别虎照真伪的“会战”之中，即使说是“网聚了全球性力量”也毫不过分。 　　陕西的华南虎照事件告诉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任何人、任何组织和力量都无法长久地掩盖和粉饰真相，也无法长久地剥夺或削减公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其实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就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和以打破关系社会为标志的中国城市化浪潮，正在把我们快速带进公民社会的历史。历史的洪流浩浩荡荡，任何个人和组织在它的面前，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推动、引领历史的车轮向前走；二是被历史拉着拽着走；三是试图阻挡历史的车轮，结果反被碾在历史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