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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玉兰难忘岁月(连载一) 　　那是15年前的清明节前夕――1993年3月31日，我的爱妻吕玉兰，不幸因病逝世。当年4月9日，河北省委举行了向玉兰遗体告别仪式。至今，我还记得永别之际，那些熟悉玉兰的送行者说：“在党的培养下，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的女劳模和最年轻的女省委书记。她不仅是当代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榜样，也是广大妇女参政议政的杰出代表。”“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今天这么多人自发地向玉兰告别，说明玉兰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得长短，而在于奉献的大小，玉兰精神不死”……我深深感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玉兰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她的生命的烛光，放射出了最明亮的光华! 　　如今，又是玉兰花开时，每逢清明倍思亲。我与玉兰结婚20年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相识 　　 　　1955年，高小毕业的吕玉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东留善同村(1964年划归为河北省邢台地区临西县)，参加农业生产。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她先后当选和荣获合作社社长、副乡长、省劳模、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等领导职务与光荣称号。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特别是对农村姑娘来说，更是选择幸福、决定命运的终身大事。在临西县农村，许多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人给说婆家，十七八岁便结婚。玉兰又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具有“优势”：模样俊、身板好、文化高。用农村的话来说，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 “百里挑一”的“好主儿”。于是，她很快成了媒人的目标，小伙子的偶像，提亲的、说媒的、 “毛遂自荐”的，简直踏破了门槛。 　　然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是怎么想的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这样坦诚表露自己把革命当做终身大事的思想： 　　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时候。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贫下中农多做些工作，把青春献给革命。比过早地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要大得多。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就这样，玉兰在十几年里终日忙于工作。一直到1974年，成了30多岁的大姑娘，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多次催促考虑婚姻大事，玉兰闭合多年的爱情之花，才终于开放。 　　这年春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来到临西采访玉兰。她白天采访，和玉兰同吃一锅饭；晚上谈心。和玉兰同睡一张床。不几天，她俩便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张彬得知玉兰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 　　“玉兰。总理几次催你找对象。你还找不到?真要当一辈子的晚婚典型啊?”张彬笑着说。 　　“俺虽然年龄大了，也不能慌慌张张，乱抓一个啊!还是沉住气好，我就找个如意的。”玉兰道。 　　“你要什么条件?”张彬试探着问。 　　“啥条件也不讲，只要人好。面可以宽一点，工、农、商、学、兵，只要合适就行。”玉兰答。 　　“我跟新闻单位比较熟，给你介绍个记者行不行?”张彬问。 　　玉兰沉思一下：“倒也可以考虑。俺文化低，记者文化高，又见多识广，两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张彬听了，满怀信心地说：“就这么定了!我回去跟老米说说。” 　　老米，就是当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社长米荣运。他和爱人陈秀珍。曾多次采访过玉兰，可说是玉兰的老熟人。对她的婚事也一直很关心。当他们从张彬口中得知，玉兰同意找个记者做终身伴侣时，也热情地当起了“红娘”。 　　当时，与我同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当记者、后来担任国内部主任的高级记者李尚志，这段时间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军区蹲点，经常同米荣运等人，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起了为玉兰在新闻界找对象的事，李尚志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觉得我的条件可以考虑。就决定给我和玉兰牵线搭桥。 　　写到这儿，我该作个自我介绍了。我原名江勤泉。1946年3月12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森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江汉生。共产党员，先后当过农民、工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车间主任；母亲荆来娣，家庭妇女，曾是人家的童养媳。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孩子多，家境一直比较困难。我是老大，从小就承担许多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喂猪……成立合作社后，我家由于劳力少，就为社里喂了一头水牛。于是，割草、放牛、垫圈。成了我这个年仅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做的事。所以，我可以说是放牛娃出身。1958年，我随外出当工人的父亲。来到芜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