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氏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正反作用.docVIP

索氏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正反作用 　　自《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问世以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震惊了整个语言学界,无疑是语言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索氏语言学甚至蔓延到文学领域,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建构影响甚大。 　　一、索氏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积极影响 　　结构主义文论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结构主义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产物,主要是指一种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运用于文学批评的科学。这种文学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积极影响。 　　(一)文学体系和具体文学 　　索绪尔把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层次。在他看来,语言和言语是不能混淆的,前者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即“潜存在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体系”,而后者是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类比于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在文学世界中也有文学体系和具体文学之分。他们意识到,任何文学作品都预设了一个系统模型。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文学体系得以建立并获得具体表现;然而,一切文学都从这套系统的规则中孕育而成。 　　因此,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文学体系,即统摄所有文学实践的规则,这突破了传统文论的研究焦点———从微观具体的主题、人物等转向宏观抽象的结构。 　　其次,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符号也具有二重性,它既有能指功能,又具有所指性,然而文学并不指向外在的世界,而是指向自身。这里,巴尔特以“玫瑰”为例:在文学系统中,“玫瑰”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不是相等关系,而是对等关系,它们构成一个“联想式整体”。当人们用“玫瑰”来表达情感时,它就与现实中的玫瑰没有关联,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即其所指。 　　(二)文学结构和叙事单元(叙事语法) 　　在《教程》中,索绪尔指出语言具有系统性,即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词项(语言符号)所组成的符号系统。文学理论家从语言系统和要素的二元对立中得到启发,认为文学也有其结构和叙事单元,蕴藏着一套叙事语法。法国结构主义者斯特劳斯借鉴语言学的音位与音素,认为神话存在着一种 “音素”结构,并把神话的单元称为“神话素”,认为“这些神话素像基本的语言单元一样根据二元对立的原则结构在一起”。普洛普则是借鉴句子结构和句子成分,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指出纷繁的故事存在相似的叙事结构,其基本单位是功能,其中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它们并不因由谁来充当而改变。格雷马斯的观点和普洛普相近,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从实体间的关系而非实体本身思考问题。譬如,普洛普列出功能的七个行动素被格雷马斯提出的三对(反映实体关系的)二元对立模式所取代:主语/宾语(欲望)、发送者/接受者(宾语作为交流的对象)、帮助者/反对者(调节主语的欲望)。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这些叙事结构的单元的意义不是原本就存在的,而是只能在它和文学体系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获取,一旦脱离这一结构,便不复存在。 　　(三)比喻和换喻 　　索氏理论还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存在两种排列关系———组合和聚合。类比于此,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可布森在实验中发现,儿童的言语缺失是由于患者语言的组合或聚合能力受损而造成的,前一种失语症称为“相似性紊乱”,后一种称为“临近性紊乱”。他认为,这两种紊乱相当于文学中的两种修辞手段———换喻和隐喻,所不同的是,这两种混乱并不提供故意的意义转换。在此基础上,雅可布森又联系到文学流派,进一步指出:“隐喻性过程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流派中的首要地位已被一再承认…… 支撑和决定所谓现实主义思潮的主要是换喻。” 　　现实主义作家以换喻的方式偏离故事情节、人物而转向语境。洛奇进一步发展雅可布森的理论,指出隐喻和换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改变语境的情况下二者可互换。 　　二、索氏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消极影响 　　索氏语言理论有助于文学结构主义的建构,然而索绪尔所忽视的语言问题,也对结构主义文论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对文学性的揭示 　　索式语言学重视语言的支配地位,忽视对言语的研究。 　　相应地,结构主义文论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时,也只注重研究文学系统,而忽视对文学性的揭示。一般来说,结构主义者常先入为主地认为文本存在一个掌控一切的深层结构,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的那样,“把文本当做文学来阅读,绝不是让人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预先不带任何想法去读”。明确这一点后,结构主义者就分析文本是如何逻辑地运转,寻找深层结构,以及分析这种结构如何生成文本的意义等。虽然这样做能够有助于矫正“新批评”对单个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机械诠释,但对所有文本就能做结构主义分析,难免使批评陷入另一种机械的境地,变得千篇一律。所谓的“文学性”是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性,文学语言通常通过隐喻、反讽、含混、悖论等把这种文学性体现出来。这些文学性原本都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