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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关于文艺审美特征论的论述 　　在 1979 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文学艺术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展。党的作用不是发号施令，而是给文艺工作者提供条件繁荣文艺事业。问题是如何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术话语，文艺审美特征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应运而生。它以学术的语言话语表达了邓小平的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的思想。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一 　　1981 年，童庆炳发表《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一文，对别林斯基的形象特征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同时指出：“文学反映的是人的美的生活。如果生活不能跟美发生任何联系，那么它还不能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是美的领域。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 　　就如何理解“审美”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童庆炳讲“：审美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从主体、个人的角度看，审美是主体、个人的一切心理机制处于无障碍和高度自由的状态。从客体、社会的角度看，在审美体验的瞬间，客体、社会中的一切统统放射出诗意的光辉，从能动的角度看，审美既然与摆脱功利的自由感紧紧相连，那么它很自然就成为人生缺失时的一种慰安，一种精神家园，并且是‘全面的人’必不可少的体验。” 　　“审美的基本功能就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而文学本就是“人写的，是写人的，又是为人写的。因此探讨文学的本质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本质问题切入，就是很自然的事。” 　　人是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审美”则可以帮助文学到达或回到这个原点。文学的功能如同审美的功能一样，都是使人获得完满的人性，成为“全面的人”。因此，审美既成为我们对于文学本质的界定，同时也是我们对于文学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审美知觉”的形成或者说重新发现成为必须。根据童庆炳的研究：“人愈是社会化，就愈从全社会都认同的观点去观察事物，也就愈少从生命个体的、独特的、异乎寻常的艺术眼光来对待周围的事物，那么审美知觉的能力也就愈益萎缩。反之，人愈少社会化（像在儿童和原始人那里）就愈能从生命个体的、独特的、异乎寻常的艺术眼光来解悟周围的世界，那么审美视觉能力也就愈益发展。因此，对成年人来说，要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审美知觉，就必须从过分的社会化中退出来，重新寻找回自己的童心，寻找回诗和画的世界。”大体上，审美知觉的形成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对象刺激；审美注意；期待———投射；盲点———冲突；领悟———完成；自由”。通过这六个阶段，人就可望逐渐培养出“审美知觉”，并因此从总体性、程式化的社会环境中摆脱出来，进入诗与画的艺术世界。 　　“审美”的实践方式使艺术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方式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建构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以这个全新的世界来对抗、否定、超越现实的世界。具备并运用这种“审美”方式付诸实践活动的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艺术家，但在人生境界上和真正的艺术家却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而臻于自由的天地。 　　二 　　既然审美的实践方式是文学艺术确证自身存在的重要依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直接用“审美”来界定文学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学理论建设。直接用“审美”来界定文学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讨论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根据这种原理，首先需要认识到文学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次才需要考虑文学是以何种独特的方式反映社会存在，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审美”是文学的特殊属性“，意识形态”是文学的一般属性。“审美意识形态”恰当地反映了文学特殊属性和一般属性的渗透与结合，反映了文学性质的多层面的状况。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搭配，是在“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中所产生的，是对文学认识深化后的一种理论创造。 　　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这种提法的理论依据，童庆炳引用了前苏联美学家阿·布罗夫在他的《美学：问题与争论》文中的这样一段话：“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 　　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当中”。用审美来限定、修饰意识形态，就是让意识形态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形态。至于“审美意识形态”最早的提法，则来自于沃洛夫斯基在 1910 年发表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文，文中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 　　与前苏联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中国自 1980 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