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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迷恋写作神秘性 　　写作，给了我一种非常神秘的权力。我可以建立自己的虚拟王国，设定任何的故事、奇特的个人，这非常浪漫。 　　 　　河流是我的乡土 　　 　　Q：你说写《河岸》有种新生的感觉。但一些读者觉得，少年视角、成长主题、残酷青春、历史浮沉，本都是你惯用的看家绝活。 　　A：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从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怎么说听上去都自恋，新生也好，超越也好，说到底，一切都是“修辞”。和我以前’的几部作品相比，《河岸》的最大特点是篇幅最长，写作时间最长，故事也最宽阔、最严峻。因此我写这部小说的消耗最大。我也确实有借这部小说推陈出新的创作动机，想要再次从自己身边绕过去。至于看家绝活，我没有什么。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长着一条“狐狸的尾巴”，这尾巴自己不一定看得见，但旁人是一目了然的。 　　 　　Q：为何会选择河流这个题材? 　　A：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关于船的小说。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2006年，我带着即将出国的女儿回苏州看旧宅。在一条运河上，我看到多年没见的一队驳船迎面驶来。刹那间，存封在我头脑里的所有关于河流的记忆全都涌了上来。可以说，这篇小说不是灵感的产物，是愿望的产物。 　　但《河岸》就像我其他小说一样，情节仍旧是虚构的。虚构不等于没有个人经验。比如小说中的向阳船队，是一支“赎罪”的船队。我其实没见过这样的船队，但我小时候见过无数赎罪的“罪人”，我把他们编到一支船队去了。另外，男主角库东亮经常潜到河里，听河水密语，这也是我儿时经历的移植。 　　 　　Q：《河岸》中再一次涉及了成长中的男性、父与子的关系，这也是你作品中常见的题材，你是否以此在回味自己的人生? 　　A：我一直热衷于表达父子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仅紧张，而且特别具有弹性，说到底仍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寓含了很多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意味。但《河岸》里的儿子库东亮不同于我的香椿树街系列中的少年，父亲库文轩也不同于香椿树街上的男人，这??父子是典型的虚构产物，他们互为坐标，在河与岸的世界里漂泊。 　　至于我和我的父亲，大概是中国家庭最普遍的父子关系。我孝顺他，他牵挂我，但是我们很少进行真正的交流，因为我们几乎在所有观点上意见相左。 　　 　　Q：《河岸》的背景是“文革”，这该算是你在作品中，首次直面“时代与政治”。 　　A：“文革”标识，其实是我这一代作家绕不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个空间，是我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如果用影像来叙述，或许可以更加自然、更加原生态地复制我们的童年印象。就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少年的成长伴随着蓝天白云，从情感上说，始终是一个仰望天空的姿态，这是真实的生理感觉。 　　但小说不能采取这么一种单纯姿态。回溯一个时代，其悲哀往往来自理性，而这样的记忆诉诸于文字，本身就追加了理性成分。一个作家回望那个时代时，有点像一条访问废墟的狗，它要东游西荡，叼出一些纪念品来，或者是与狗有关的，或者是与人有关的。 　　《河岸》中我对“文革”的描述是正面冲撞，但有所克制，我尽量寻求一种举重若轻的叙述方法。《河岸》里的时代，或许更像是小说中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我不是用记忆，而是用理性去勾画他最嚣张、最狂暴的面孔。我所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所尽知的荒诞年代，因而荒诞是不用去揭露的。人在荒诞年代中的沉重处境才需要被关注。 　　 　　Q：听说你写长篇小说后，会有种战场归来的感觉――心力交瘁，如同大病一场。完成《河岸》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调整期?期间，把重心再次转向你热爱的短篇小说上? 　　A：谈到长篇、中篇和短篇创作时的区别，从体力感觉上，大概就是跑马拉松，400百米和百米。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你一个人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打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的生活，很疲惫。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膝下儿女无数，辛苦一场，但最后他们全部离开了你，成为读者的记忆，你还要操心他们谁是读者记忆中的好孩子，谁是坏孩子，操心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短篇则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我喜欢短篇，但必须承认，写好的长篇，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 　　至于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调整期，我不知道。因为在写作上我一直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想写一定要写，不想写一定不写。而且在我看来，应付日常生活，本就是一种放松。 　　 　　我关注世道人心 　　 　　Q：作家中你算是触电比较早的，由于《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你从文学圈一下子进入到公众视野。但在有些访谈中你表示，每当涉及到这个话题，心情难免有些尴尬。 　　A：不是尴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