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祖贻“培罗蒙是我生命”.docVIP

戴祖贻“培罗蒙是我生命” 　　戴祖贻先生是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创办者许达昌的第一嫡传弟子，一直在培罗蒙工作，并于1951年去日本经营培罗蒙57年。他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以致于日本或外国来的客户都称呼他为“培罗蒙”檬(日语“先生”的意思)、Mr，BAROMON。而不叫Mr.Tai(戴先生)。他说，“培罗蒙的多数历史都还在我的脑袋里”。因许达昌20世纪40年代末到香港、日本开店营业，对于旧上海声名卓著的培罗蒙西服店的发展历史，人们多语焉不详，所见资料也多有讹误之处。日前笔者有幸数次在戴先生的上海寓所与其晤谈相叙。老人虽已年届87岁高龄，但精神锤炼，侃侃而谈，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好，对于一些日期、人名，他记得一清二楚，脱口而出；并热情地为作者改进文稿，提供资料。兹将戴先生所谈的有关上海培罗蒙(1949年前)和香港、东京培罗蒙的发展历程略加整理，“原汁原味”地奉上，以期为以后的研究者保存一份至为难得的原始的“口述历史”资料。 　　 　　创业培罗蒙 　　 　　我是宁波北仑霞浦戴村人。1920年4月25日出生。我是家中的长子，13岁时进入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做学徒。 　　培罗蒙是定海人许达昌开设的。许达昌本名叫许恩孚，没念过什么书，也就最多读过小学。他祖父信仰基督教，父亲是家乡的一个行医。许兄弟十人，他排行第六。1895年二月初一出生。不久母亲去世，是姐姐把他抚养大的。他自小勤学好胜。大人让他到上海王顺昌西服店学生意，主要是师兄阿木哥(音)教他学习裁缝，先做裤子。学成后，他自己在南市老西门开设了一个工场，开始时只能做“包袱生意”，就是拎着包袱兜揽生意，到处帮人家做衣服。 　　约1930年前后，许达昌先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开店，后又在新世界旁边开了一爿店，挂的招牌是“许达昌西服店”。后来有个客人，是个湖州人，做丝绸生意的，叫蔡履新，许达昌与他合伙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号开了一家西装店，才正式挂出“培罗蒙”的招牌。 　　我娘舅是做呢绒生意的，与培罗蒙有业务往来，他看到许达昌整日里忙个不停，就问他为什么不招个学徒做??手，许答曰：我没有好小顽(宁波话“小男孩”的意思)啊。于是娘舅就把我介绍进培罗蒙当学徒。母亲是老实人，临行前，她再三嘱咐我，做事要勤快，手脚要清爽(不可犯规)，万事要忍耐、刻苦，如果学不满三年回来(宁波人称之为“回汤豆腐干”)，前脚走进敲(念kao)前脚，后脚走进敲(念kao)后脚，样样事情要让师傅或经理满意，这样才能有出息。我当时只有13岁，是在1934年6月17日从乡下到上海，6月24日拜师进店，是许达昌的第一个门生。当时店里就一个伙计，姓沈，是绍兴人。那时许达昌还时常到客人处做“包袱生意”。 　　当时店里的裁、剪都由许达昌自己做，生意还不错。于是在1935年，许和蔡履新及蔡的一个朋友邵宝华，三人又合伙在静安寺路284--286号跑马厅对面开了一家双开间新店。店铺是时代装修公司装修的，最新式的西式装潢，大玻璃窗，底楼是陈列室、营业部、裁剪及试衣间，二楼是工场，三楼用以自住。不远处是大光明影剧院、国际饭店，我们新开的店在这里也显得非常显眼。自从我们店在这里开办后，静安寺路上的裁缝店才渐渐多了起来。“培罗蒙”三个很有特点的招牌字当时就是在这个店里，请上海天津路春元钱庄一个帐房先生写的。 　　不到一年，蔡、邵二位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了自己的西服店，培罗蒙则由许达昌个人经营。 　　当时客人中一个人叫潘有声，是电影皇后蝴蝶的丈夫，在我们店里做了西装后，感到很满意，于是介绍《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也到店里来做衣服，他也觉得满意。于是口碑相传，生意越来越好。由秫柏生介绍到店里来的客人有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还有许多政界要人，如宋子文、何应钦、桂永清、张治中、蒋廷黻、张群等，包括马步芳、阎锡山等人，还有经济界、商界、金融界、文艺界、体育界的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外国大公司大银行的大班巨头、外交使馆人员等。后来因为外交部长张群的关系，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一切行装，包括所有服装和各种礼服等都由培罗蒙承包了。 　　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南京。乘晚上11点半的火车，第二天7点到，然后包一部黄包车，到各个客户那里去量尺寸、穿样子，订货、交货，第二天回去。一般都由许达昌或者我去。 　　自从培罗蒙在上海出名后，有些店家都喜欢用有“培”字的招牌，如“培利”、“培泰”、“培康”、“培琪”、“培鑫”、“培达”、“培凯”、“培门”等等，从而也说明了培罗蒙的名气和影响。近年来也有很多类似的服装品牌，比如在国内有名的“罗蒙”、“培罗成”等，与培罗蒙仅一字之差，也获得了名牌效应。 　　培罗蒙的生意之所以那么红火，是因为许达昌的裁剪技术高超，手艺和出品确实要比一般的好。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