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时评在舆论监督中缺陷及规避.docVIP

报纸时评在舆论监督中缺陷及规避 　　 【摘要】当前,报纸时评在舆论监督,规范公众行为,引导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轰轰烈烈的“时评热”并不能掩盖时评在舆论监督中日益呈现出的困惑。监督时效上的普遍滞后、盲目跟风对公众的误导、对监督对象缺少必要的媒介宽容、模式化的写作使得看似繁荣的时评正在逐步陷入怪圈。本文试对报纸时评自身存在的弊病和表现出的不良倾向予以分析,希望能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报纸时评 舆论监督 缺陷 规避 　　 　　 评论是媒体传播信息、表达观点的一种重要传播形式,评论表达的自由程度和媒介观点的繁荣状况在很大层面上体现着媒介成熟程度。各方观点在相对公开的“观点市场”中博弈,以一股多角度、多层次的合力疏导着社会主流价值观,舆论监督也在媒介“探照灯”下日益透明化和规范化。2007年山西黑煤窑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等都在媒体聚焦下曝光,社会舆论在媒体多层次评价中生成、发展和转变。时评因其快捷、简短、通俗而有力为各大报纸采用,在舆论监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大报纸也在倾力打造着各自的时评专栏,如人民时评、冰点时评、文汇时评,羊城晚报时评、河北日报纵横谈等。然而,在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同时,时评自身传播形式的缺陷和评论过程的一些错误倾向也凸显出来。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闻”新论式的评论导致报纸时评在舆论监督时效上的普遍滞后 　　报纸时评,一般是借已刊登的新闻作品为由头,尽管评论者可以从不同角度阐发见解,借势引导舆论,扩大事件的关注度,进而纳入公众舆论监督的视域,促使被监督事件迅速解决。但是,时评这种旧闻新论式的评论方式自身缺少引发舆论的潜动力,必须借助合适的由头才能进行舆论监督,规定动作大多在媒体议程设置指导下完成。2008年9月18日《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采写的《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刊发后,有关三鹿奶粉的揭露报道和时评才如雨后春笋般一发不可收。而此前,有关奶业添加三氯氰氨的新闻报道寥若辰星,因为缺乏有出处的由头,时评自身又无法引发议论,所以面对如此重大食品安全隐患,一开始时评只能缄默无语。等到事件揭露后,时评又表现出极大关注。事前事后极大的反差,反映出时评普遍滞后的先天缺陷,针对社会热点、焦点的时评更多表现为事后舆论调控。哪怕时评作者在事前已经掌握了事件的部分事实,因缺乏足够确凿的证据和担心新闻侵权,也断不会选择首先刊发评论来监督对象,如果没有相关的新闻报道的话,时评也就因为缺乏有根据的由头而错失事前监督,调控舆论,减少造成重大损失的机会。评论的滞后使时评在舆论监督中处于相对被动状态,批评性报道和时评在舆论监督的先后次序上也就经常表现为“二踢脚”式的双响现象,先有批评性报道,进行舆论监督的时评才会出现。 　　第二,报纸时评缺乏独立理性判断,对负面信息借势跟风 　　报纸时评对当前热点和焦点事件,尤其是对于媒体已经曝光的负面新闻表现出异常的“青睐”,负面信息一出现,众多时评就开始围捕的现象此起彼伏。时评因热衷负面新闻而演变成“时事批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负面新闻已刊登,时评就事论事面对压力较小,牵涉新闻侵权官司的可能性较低;第二、受众更易于接受批评性评论,报纸在舆论监督功能和受众关注中找到了相对适宜的交汇点。但是,缺乏理性分析,盲目跟风式的批评言路一味迎合受众需求,对媒体已披露的负面信息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负面信息的认知视角,容易激发受众产生群体性“愤青”情绪,而此种情绪是缺乏理性支持的。 　　第三,时评对舆论监督对象的施压过度、缺乏必要的媒介宽容 　　媒介进行舆论监督,应该是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舆论,给监督对象强大的舆论压力,继而引发政府和社会等各层压力共振式作用,达到监督的目的,其本质是建设。时评形式灵活、短小精悍,如匕首投枪,嬉笑怒骂个性化的话语,清晰地表达立场、观点,因而广受公众喜爱。特别是对社会焦点和热点问题的评论上,观点随着连续报道而跟进,扮演着船头?望哨的角色,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如2007年华南虎事件,人民时评自2007年11月21日――2008年1月4日共刊发《“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等7篇评论,《中青报》、 《广州日报》、《河北日报》等也刊发了相关时评。对三鹿事件的时评,各大报纸更是迅猛。在媒体聚光灯下,事件好像在显微镜下被放大一样,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在时评的推动下得到了发挥,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三鹿事件曝光,坚定和强化了政府处理三鹿事件,整治奶业问题的决心和力度,使三鹿事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另一方面,事件处理延续甚至放大了事件本身的破坏程度,超出事件本身所能承受度。在三鹿事件上,各媒体时评在舆论监督上存在施压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