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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资源开发与政党生命系统新陈代谢良性运行 　　[摘要]任何系统都要和环境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政党组织系统也概莫能外。它要求政党一方面要对组织系统之外的环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战略以促进资源储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是经常变动的，它要求政党要依据环境变化，创新资源的开发以保证旧资源流失的同时获得新的替代性资源。唯有如此政党生命系统的新陈代谢才能得以良性运行。 　　[关键词]政党；系统；环境；资源 　　[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0)04-0024-04 　　 　　从系统论角度来说，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任何系统都要和环境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但是，环境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系统一方面必须积极地去适应环境，同时对于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而言，它不仅要面对整个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还要面对其他的子系统环境变化。 　　从政党组织系统来看，政党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从外部环境汲取各种资源，它要求政党一方面要对组织系统之外的环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以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的政策、采用合理的资源开发方式；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自己开发执政资源的策略，使政党组织系统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动，以及由此可能导致部分资源流失的情况下，能够找到新的“替代性”资源，其实政党执政资源开发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流失”与“开发”的交替中进行，从而使自身能够始终拥有足够的资源以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 　　 　　一、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制定正确的资源开发战略以促进资源储量的增加 　　 　　在政党组织系统中，政党要进行有效资源的开发就要求它对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判断。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主要涉及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对国内环境的判断主要是对本国国情的认识。执政党能否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直接关系到执政党制定执政资源开发的战略举措。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对于党所处于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在国际环境上，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笫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55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尼领导人的谈话中也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此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多次谈话、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建立起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苏争霸的加剧及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陈兵百万于我国的北部边境。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毛泽东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把很多的财力、物力用在国防和外援上。再加上我们从50年代后期起，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回归到“革命与战争”，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思维。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主观动机上是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良好愿望出发的，但由于在战争危险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上发生失误，导致在实践上做出了一些“过火”的反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就指出：“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也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也由于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和“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的巨大成绩，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凯歌行进”中对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判断开始出现偏差，没有认清中国的现实国情，从而产生了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情绪，实施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战略”。20世纪60年代初，党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但是，恰恰在此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这些国内外动态都对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