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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理论解释与重构 　　组织传播学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上世纪60年代才被国际学术界正式纳入传播学的范畴;我国的研究大多散见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中。早期的组织传播研究受当时的企业管理理论影响,主要集中于组织内部管理的传播技巧。上世纪70-80年代之后,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介入,组织传播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西方学界对组织传播的研究大致为三个取向: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学派,并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与此同时,对信息技术发展、传播技术变化的关注也始终是研究的一条基本脉络。 　　当今全球已处于数字化生存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组织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改变了任何一个作为独立存在的组织的信息传播与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为此,以科技进步(主要是基于web2.0的技术平台(Networked Digital Technology)与传播规律的演进为视角,透视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组织传播所面临的困惑、遭遇的危机,明确新技术条件下组织信息传播的特征,尤其是信息控制的规律、方法和工具,已成为当今组织传播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面对技术进步,组织传播面临的困惑 　　 　　1、 数字技术形成新的信息流,“信息控制”的源头何在? 　　数字技术、现代传媒的发展对传播规律的革命、对组织传播信息系统的革新,引发了对组织传播系统构成的深层次影响,其基本表现为:人与媒体的关系;组织与公众、媒体的关系。数字技术改变了传媒的基础技术平台,首先颠覆的是人的接受与传送信息的方式,传者与受者位置互换、重叠与模糊;由此引申传播“去中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web2.0技术平台上,信息传播交互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可能是一个传或送的中心,信息传播的“多中心”,信息流向呈现的网状、双向结构,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和个人化等一系列新的特征随之出现,致使舆论形成的规律变化,进而导致组织传播面临“信息控制”从何着手的尴尬? 　　所有这些信息传播的新形态、新特征,都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面临学理的重新解释;同时实践又不断提出质疑:如何解决现代信息流构成的对传统意义上“舆论”形成所造成的冲击。由此,大众传播学的某些基本规律遭???web2.0技术的挑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织,媒介主导与公众分享出现的悖论;从而引发因无法剥离公共传播与私人传播之间的多重纠结而产生的无奈;信息传播中心的弱化导致对传统媒体权威认知的缺失;基于数字技术平台(例如:SNS、博客)的新型人际关系在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等等,所有这些都改写了组织传播信息交换系统的流程、管理和控制机制。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将直接关系到任何政党、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对传播效果的有效控制。 　　2、Web2.0技术平台为组织的个人提供了“决策参与”的可能,“主导信息” 　　如何形成? 　　“参与、对话、分享”是web2.0技术平台信息传播的重要特性,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个网状的、立体的、交织的、动态的信息传播结构和信息流动的图景。于是,对传统组织传播中“他人参与”过程的模型建构则已失去了实际的有效意义;它早已不仅仅是传统组织传播学所提出的一个情感模型与认知模型的描述场景,目前更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是在人人有可能“决策参与”的过程中,信息变化与生成的新规律,乃至主导信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在当今的“病毒传播模式”中,对信息的扩散、受众的参与表达;再扩散、再参与;循环往复所形成的信息变异;以及对决策参与的对象、决策建议的来源等,都需要有一个基于特殊技术条件下的科学甄别和应用,比如Google等搜索引擎技术的出现,以及该技术后台可能提供的信息分析(Data-Mining)等。 　　3、数字技术颠覆传统的信息传播的逻辑系统,“行为控制”还有存在的可能? 　　长久以来,组织传播学各个学派尽管对“行为控制”过程中的关注点和诠释全然不同(?),但数字时代“行为控制”依然是研究的难题。其核心问题是对“行为控制”的研究延伸至因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的变化而导致了“效果评估”的复杂性。 　　在传统的组织传播过程中,原本的传播模型在实现组织目标方面,较多考虑的是信息设计逻辑、表达设计逻辑、修辞设计逻辑以及信息反馈、反馈的过程、反馈的效果等,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是现代组织必须要解决的,但前提是能否保证上述所有强大的逻辑系统在Web2.0技术条件下,可以控制信息生产、信息表达、信息干扰、信息修改,以至控制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如果有现代技术或方法可以了解、控制新技术带来的“信息异化”,那么才有可能确保这些逻辑系统的成立,才有可能提出合理的信息传播对策达到有效的信息传播、信息控制。为此,现代组织传播需要针对因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诸多不可控因素展开分析和研究,解释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