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棉纺厂倒掉.docVIP

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棉纺厂倒掉 　　久已淡出公众视野的昔日政治明星、改革先锋企业――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由于今年10月份被咸阳市中院宣告破产，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政治责任的放与收 　　 　　西北国棉一厂是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棉纺厂。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厂被中央和地方政府赋予了太多经济以外的职责。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典型，八十年代的陕西国企改革典型。该厂培育了赵梦桃等37名省部级劳模，4名全国党代会代表。赵梦桃曾与大庆“铁人”王进喜齐名。赵去世后，她的继任者吴桂贤更以“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身份起步，直至官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即使“文革”结束，吴桂贤辞职回厂，西北国棉一厂仍是中央和陕西省政府高度重视的企业。陕西省委历届领导都要来国棉一厂深入生活，抓典型经验。该省不管什么样的企业改革，都要在这里进行试点，以点带面，推向全省。它的内部管理成为陕西省众多企业仿效的样板。它的人均效益曾位列省级系统第一。 　　改革标兵的地位，也确实给这家企业带来不少好处。国棉一厂是陕西省第一家发奖金的企业，内部职工洗澡不要钱，校办学校的老师家每月可以多用10度电。那时候咸阳市的待业青年抢着进国棉一厂，农民也喜欢来这里卖红薯，因为他们到别的厂门口卖红薯，工人买一个偷一爪，只有国棉一厂的工人不偷红薯。 　　但是，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给企业带来的，也不全是甜蜜的果实。 　　1980年代末，陕西省省长侯宗宾来国棉一厂考察，提出：陕西省是纺织大省，原料小省，而且存在着“粮棉争地”问题(棉花种植面积大、亩产低，粮食不够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上化纤。国棉一厂既然有化纤车间，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扩建化纤分厂。在省政府召开的项目研讨会上，当时的国棉一厂厂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化纤分厂不可以搞，因为不是规模经济，搞了必然亏损。但省领导答复：该项目虽无经济效益，但有社会效益。如一厂上化纤后遇到困难，省政府将给予支持。 　　 　　于是，化纤分厂仓促上马，建设资金全由国棉一厂负担。一厂除把自己的结余资金投入后，又累计贷款近3亿元，每年承担利息2000多万元。这是国内计划经济的末期。很快，企业要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有人提出撤掉化纤分厂，省领导很生气。 　　因为缺少自有资本金，建厂时正逢物价飞涨，加上产品质量没有保证，化纤分厂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亏损，从一年亏几百万到年亏1000多万。新任国棉一厂厂长张登社说他为此找了100多次省政府，政府的领导们都是“有想法，没办法”。 　　在国棉一厂多次求助下，1995年12月26日，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形成一份会议纪要，决定化纤分厂从西北国棉一厂中分离出来。化纤分厂未分离前形成的债务，由分离后的化纤分厂承担。然而，由于银行属于条条管理，不同意省政府《纪要》的精神，不按《纪要》办。 　　1996年1月，化纤分厂正式与国棉一厂分离，更名为“兴秦化纤厂”。但该厂资不抵债，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在债务划分后，国棉一厂为其提供的贷款、垫付费用仍达2亿元。 　　化纤分厂成立时，曾通过银行发行一部分债券。未发行完的退回厂里了，化纤分厂以此来充抵债款，又惹出一连串官司，且无一胜诉。国棉一厂也受到连累，车辆大都让法院给封了厂领导坐车正在街上走，就给拉到法院去了。 　　1995年，国棉一厂完成销售3.5亿，利润只有几十万元。每年为化纤债务偿还的2000多万元利息，用尽了一厂的流动资金，自己还外欠原料、配件款几千万元，职工住房欠账10多年未解决，加上恰逢全国纺织行业低谷，一厂职工谣言纷纷，有人说要大减工资，有人说企业不行了，要早谋出路。 　　1996年3月，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作为传统加工业的纺织行业不再列为国家支柱产业，进入调整时期。 　　1996年9月3日，中国纺织总会吴文英会长到国棉一厂视察，并与25家省属纺织企业厂长、经理、书记座谈。吴说，今年纺织企业很困难，陕西难度更大，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特别要认清现在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再也不是吃国家政策饭的时代了，要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另组公司，我是谁的人 　　 　　1997年元月21日，国棉一厂厂长张登社宣布：1996年，本厂亏损3808万元，相当于净资产近四成，写下建厂历史上最惨的一笔。 　　1997年8月12日，陕西省省委书记安启元到一厂视察。张登社在汇报工作时，着重提了化纤问题。安书记说，省政府所作的《纪要》对一厂非常有利，化纤债务都带过去!要在《纪要》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不能退回，不要再讲解决化纤问题的第二意见!要按照政府的文件办，领导机关不能一会说这样，一会说那样。咱们不能用那个(化纤)把一厂这个好厂拖下去。 　　安书记对同行的省纺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