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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摇篮 　　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的一批美术家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来到河北石家庄。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使得这里汇集了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美术家。他们与武强年画艺人相结合,成立了“冀中年画社”、“大众美术社”，形成了新木刻与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一支劲旅，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风貌的传世名作。由此，这里也被誉为“新中国美术的摇篮”。 　　那么，当年在这里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对于新中国美术来说，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事情还要从人们喜闻乐见的年画说起。 　　年画是中国百姓最喜爱的造型艺术之一，是由传统绘画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民间艺术。从年画本身来讲，可以追溯到5000年的农业社会。年画是一种季节性的民俗，在中国广大地区都很普及；年画是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节日期间展现的艺术品，堪称中国农耕社会的一个形象载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115师聂荣臻部挺进敌后，在晋察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阎素是第一个来武强考察学习年画的美术工作者，1938年秋天，他借用武强年画的套印方法，制作了《打日本，打汉奸》的抗战门画，深得群众赞赏。 　　1939年9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部分师生，作为华北联合大学的组成人员抵达晋察冀边区。这年冬天，晋察冀边区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朱德总司令到会并讲话，号召文艺干部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民间的文艺传统，以笔杆子做枪杆子，参加救亡运动。 　　就在这次大会后，许多有造诣的美术家开始对武强年画进行了解、研究和运用。当时在武强的年画中，即使是在旧式的大头神上，也刻上醒目的抗战标语，在门神画的旁边就刻有“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文学艺术家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 　　在鲁艺发展起来的木刻版画是最早实践毛泽东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艺术形式之一。左翼木??运动在鲁迅的直接领导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经出现一度的繁荣。卢沟桥事变后，大后方的大批青年木刻家来到延安，使木刻成为普及的美术形式。当时整个鲁艺的美术系，没有油画，也没有国画，就只有版画和漫画这两种课程。 　　江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主任，1946年任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主任。1946年夏天，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辗转来到束鹿县（1986年束鹿县改称辛集市）办学。在江丰的带领下，组织教员和美术工作者深入到民间探讨美术教学和创作。这年冬天，受江丰的邀请，在华北联大当美术教师的彦涵来到了束鹿。 　　位于冀中的武强县，是全国闻名的年画之乡，在武强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马厚，不如武强一南关；一天唱了千台戏，不知台口在哪边”。这首民谣，反映了年画之乡当年在生产、销售年画时的繁盛景象。 　　彦涵与吴劳、姜燕3人一起来到武强县的南关考察。考察的结果就是民间艺术和学院美术相结合，把民间年画列入主要课程之一。 　　当年创办“年画研究社”的地方在束鹿县辛集镇，人们习惯称之为“冀中年画研究社”。 　　冀中年画研究社是集编、创、印、发为一体的出版机构。创办者从武强招聘了郝云浦、张福旺、任大黑等多名画、刻、印、裱技术拔尖的人才，随后，古元、彦涵、莫朴、王朝闻、吴劳、姜燕、冯真、顾群等美术系师生，先后到武强画乡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大批年画用作教学观摩和创作参考。 　　古元，建国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早在1942年10月，他的木刻作品出现在应邀于重庆展出的解放区木刻画展上，在大后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参观了画展之后激动地写道：“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最卓绝之天才，即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并预言古元必将为中国美术争得世界性的声誉。” 　　1946年冬天，华北联大美术系学生冯真参与冀中年画研究社的艺术创作活动，受年画的影响，她创作了成名作《娃娃戏（打老蒋）》。这幅画在新中国年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当时最受群众喜爱的年画。 　　当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古元的《夫妻识字》、彦涵的《向封建堡垒进攻》、吴劳的《兄妹开荒》、莫朴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和《翻身图》、田零的《送郎参军》、郝云甫和姜燕合作的《白毛女》等等。 　　这些表现解放区崭新生活的作品，雅俗共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曾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的吴劳在《年画的创新》一文中写道：冀中年画研究社同年画艺人紧密结合，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把年画创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任务，从而创作出了多种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小说流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