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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下人幸福生活――农妇,山泉,有点田 　　农村与城市，这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两种方位定向。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尽量把“农村”，这种方位感全然地抛在脑后，也许我们损失的是一种重要的看世界的角度。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农村，这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风雅，不是一种纯粹更换窗口风景的物理位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自然村落，和对生活本质的更为踏实的亲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男耕女织。最初的生活，只是这个样子 　　 　　北京上苑李天元　男人总需要自己的荒地 　　朱　慧 　　 　　10年前，中国还没什么画家村的时候，画家李天元就已经开始琢磨买地盖房子的事情了。当他在北京小汤山附近的上苑看到一片有湖水有山峦的田野，他迅速地爱上了这块地方，选择在这里开始他的乡村新生活。 　　“首先画室需要大而高的空间，光线充足，可以宽敞放置多系列的大幅画作，让画画的人走远了看画，相互比较看一组画。其次画室需要有相对宁静不被打扰的氛围，画画的人对环境要求通常比较高。”于是，李天元与很多画家一样，在城里换了六七个工作室，也尝试过在北京四合院平房里画过画，可始终不大满意。“当时没人想到打工厂厂房的主意，1995年在城里看民居都找不到大房子，我们这拨人就都去了农村。” 　　李天元打小亲水，他的老家是哈尔滨，所以从小就在松花江边玩，早晚都爱去江边画画。看着江水与晚霞24小时的色彩变化，“当时江边太阳岛上到处是学画画学音乐的人，很浪漫。江边看得到地平线，森林树木，给人遐想、神秘的感觉。对小孩子而言，就是很有意思的童年印象。”当随着朋友来到上苑，看到自然的一大片湖水，看到从这里走过的引水工程，李天元觉得自己潜意识的需要被唤醒了。“人骨子里需要这些有自然归属感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住在水边。1995年的时候，一直在换画室。1980年来北京，从美院附中、中央美院到工艺美院、清华大学，从做学生到做老师，在北京这15年，我始终没找到一个自然的水景。看到上苑，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心理上对空间的亲近感。” 　　对太空间有要求的画家开始成为村子里敞亮房子的第一批租用者与购买者。慢慢地热爱宁静乡村生活的自由职业者们也来了，诗人、作家和雕塑家们都成了村民。 　　李天元相中了村子里的果园地，他喜欢院子里那几棵当年进贡的古柿子树，在古树周围他又多种了好几棵松树，像森林一样怀抱着他的画室。“我觉得松树越老越有性格。上百年的松树，世外高人一样，长得特别有个性。”李天元还特意在院子里建了水池，他喜欢看着水池中月亮的倒影，热爱苏州园林的他借鉴一些园林的细节魅力，在自己的院子里制造一些移步换景的仪式化美感。 　　“乡村生活保留着一切宁静的可能，距离的遥远阻隔了一些朋友的突然造访。“没什么人来，你能几个星期安静着画画，不用和人说话。”李天元雇了个保姆，养了两条大狗。保姆每天收拾收拾院子，种种菜。也是农村来的保姆觉得李天元的家像公园似的，干得挺欢。 　　平日，李天元和周围村子里的艺术家互有些往来，而和周围农民交流很少，因为彼此不知道说什么。“现在农民不种地，因为种地挣钱很少。他们早已经告别田园生活，通常是开工厂或者建苗圃，出门打工或者在家打扑克。”相反村里的艺术家们开始种地，把农民种田的形式上升为艺术的好玩。“我平时吃的基本上都是自家种的蔬菜，我不种地，平时没事爱看保姆种个地，或者我母亲来了，她会在院子里种点花。每天我和保姆、两条大狗一起生活在这个院子里，每天画画，有朋友来，就一起看月亮喝酒聊天。” 　　年轻的农民们都去城市打工了，村子里空民房似乎越来越多，而村里的城里人却越来越多，一拨拨的年轻艺术家来这里，租用着附近几个村子。“我们村都是艺术家、作家、雕塑家。”如今，艺术之外的职业下乡还是少数，毕竟大部分都市人没有自由时间，要不起奢侈的“自由空间”。都市人为生活奔波，都必须依赖城市的物质与人际交流网络。“即使是设计师都不能住在乡下，因为需要频繁和客户交流。”当然尽管如此，李天元还是相信“去乡村”开始成为新趋势。“大量北京人周末爱去农村玩，玩久了，他可能就想花几万块去买个房子，城市的习惯在慢慢影响乡村，乡村会改造成城市内核的新乡村。” 　　城市越来越大，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多。10年变迁，李天元眼睁睁看着当年的纯朴之地，渐渐有了城市化的痕迹，自然环境在破坏。前年，有房产商在村子后面的大湖边上建了一个新的傍水别墅，建完别墅，湖水却开始干枯，乡村的生态环境在慢慢变恶劣，而李天元也慢慢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下人。 　　“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周末会进城去看看孩子。现在我和很多画家一样都在类似798的地方找到了大画室，就开始两头跑。时间久了，农村城市各有利弊。城市生活物质上，交流都比较方便，想吃饭一条街都是好吃的餐馆，在城里可以看电影看展览，买个东西，见个朋友打个网球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