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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新媒体与农民日常生活变迁 　　摘要 本文从新农村建设的话题延伸到对于中国当代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的讨论上，并以新媒体技术为这种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以便引起学界对于不同时期的农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及关注。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民 日常生活新媒体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New media and changing of Farmers’Common Life 　　LiHong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among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farmers’ common life and new media. Studying the impact among them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subject but also a social problem. 　　Key words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farmerscommon lifenew media 　　 　　我们现在正在跨越时代感很强的新农村建设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宏观性使得关于农村的建设基本是停留在对于农村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包括：教育、电信、交通、文化、经济、乡村组织等各个方面，大众媒介所陈述的话语基本是蔓延在这些层面上。公共话题和公共人物的目光也几乎都集中在如何系统化地建构新农村体系上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必然要逐步地转移到如何很好地解决好农村问题以及与农村问题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上。可是，当我们坐在这里，设计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时，却恰恰忽视了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注点：随着传媒本身在90年代后期的逐渐大众化，大众社会在延后了二三十年之后，开始在大中城市出现了基本的特征，传媒本身的产业化在大众化的逐步延展和行政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部分性缓慢地向着大众的立场过渡，因此，大众化的媒介自19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形态及特征，乃至经营模式逐步在缓慢得恢复和建构，大众媒介的特征也逐步凸现出来。众所周知，大众媒介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联系不可分割，工业化本身在缔造了新的社会阶层的过程中，也衍生出众多的文化消费市场，城市化则使得被逐步“丢弃”的农村人口不得不向着可以生存的城市迁移，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异在社会阶层??量的相互对比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而农村中的农民，如果被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无法自主地完成完整的社会化过程，便不得不被限定在社会的最底层。 　　20余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的变迁，一部分是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口限定的行政化界限的消除，――尽管从身份和角色上依然还存在着户籍制的限制，但“人”本身已经可以“自由”地流动了。―― 一部分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和一部分流动在各个城市中的人口，相互的日常生活在相互的交流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中主要的作用力量之一当属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力。 　　关注新媒体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无论是在口语化的时空，还是在文字化的时空里，日常生活这个概念都被所有人在不同层面上不厌其烦地使用着，就像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存载体一般，没有了日常化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便难以谈及组织化的生活。本文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包括几个层面：一是所谓日常是没有波澜的、始终如一的、与生活的动感性、秩序性和个性化联系在一起；二是日常既包括公共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的隐秘生活中所关涉到人们的习惯性生活；三是日常生活是与历史时空的每一个细节的流动、每一种表情的定格、每一个历史碎片的动感性联系在一起的；四是日常生活在这里是与制度化的生活相对而言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的兴起，是以关注个体的微观层面的内容为特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则将关注点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借助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来呈现出历史在那一刻的活生生的面目，原因在于：正在变迁中的“人”的日常生活，使对于传统历史研究的一种个性化和时代性的补充，而这种补充不是历史教科书可以给予我们的。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在西欧，无论是文物展览，还是成人教育；无论是地方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大众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