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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晚年的民族气节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继袁世凯之后威权最盛的北洋军阀，和当时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是颇具实力的皖系军阀首领。有人说这位当时的北洋政府执政者联日、亲日、降日卖国，但段祺瑞却在晚年发誓抗日，把日本逐出中国，显现了难得的民族气节。 　　上海淮海中路1517号那幢掩映在翠绿丛中的花园别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作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初，在北洋政府曾两度执政的段祺瑞迁居此楼，并在这里度过了余生。 　　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年近古稀的他为何突然拖着衰病之躯，千里迢迢南下上海呢？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鲸吞了我东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他们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段祺瑞。在日军看来，当年的亲日派领袖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他退隐后无权无势，但倘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任职，那影响也是不小的。为此日军派段祺瑞的一些故旧部属劝他出山，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叫王揖唐。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曾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虽未答应，但也曾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一条是由日方提供3000万元以组织华北政府，发起“倒蒋”，并先提供6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1933年初，蒋介石获悉这一情况，深恐段祺瑞真的出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于是急忙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赴天津，秘密安排段祺瑞到上海。钱新之持蒋介石致段祺瑞的亲笔信到天津后，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蒋介石小同乡李思浩的陪同下，拜见了段祺瑞。 　　其实，段与蒋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蒋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蒋介石曾对段祺瑞的侄儿段宏纲说:“我亦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钱新之一见段祺瑞，就递上蒋介石的信，并说蒋委员长十分想念老师，盼老师南下住一段日子，还许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予优厚待遇???段很爽快地就答应随钱新之南下了。因为此时的段祺瑞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他既不愿做汉奸，又不敢断然拒绝，无奈之下只好与日军虚与委蛇。 　　段祺瑞对外则声称：“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并表示：“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而受日差遣拉段祺瑞出山的王揖唐，听说段要南下，便一再劝阻。据段祺瑞的女儿段式巽回忆，当王揖唐得悉段南下的决定后，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吵吵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行期既定，蒋介石派张群到津，用专车迎驾。就在段祺瑞登程前，王揖唐还急急赶来阻拦。段式巽正色对王揖唐说：“王大哥，别再来出主意了。”并叫听差：“快送王老爷回去！”同时急忙搀扶其父上汽车，驶出府邸前往车站。 　　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 　　段祺瑞住进了今淮海中路1517号（一说段祺瑞初到上海住在市政府为其安排的福开森路世界学社，后迁至此）。这幢花园别墅建于1900年，后被盛宣怀购得，故称为盛氏家宅。据说盛宣怀生前将这幢豪宅作为遗产传给了儿子盛重颐。民国之后，袁世凯下令将这幢房子封存起来。1929年，国民政府又下令，称盛宣怀侵吞公款，证据确凿，应没收其遗产，并要其后裔具报。后裔无奈之下，遂将这幢别墅让给曾任安徽省主席的陈调元。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但日军仍不死心，仍想引诱段祺瑞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在段到上海不久，日军便在天津成立所谓“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为会长，更有人假借段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听说此事后，段祺瑞马上致电王揖唐、曾毓隽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余养疴上海，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然而王揖唐附逆心切，段祺瑞南下后，他仍不遗余力为日寇效命，并试探段祺瑞对重返天津的意向。由此，还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电报风波。据载，1935年的一天，王揖唐给段祺瑞发了一封非常古怪的电报，全文为：“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这封在局外人看了如坠五里雾中的电报，段祺瑞一看却是心知肚明。原来，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王赓。“玉裁”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