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深圳式“摇摆”.docVIP

深化改革的深圳式“摇摆” 　　 　　2008年，深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800亿元，比2007年增收了142亿元，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经济再创靓眼成绩。 　　然而，“如何看待这800亿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却是有很多的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产业结构转型不利，有大量积压的社会问题。2009年在经济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往后更长的时间内，又该怎么办？”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对记者说。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2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其领先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但随着特区效应的逐渐丧失，如何在体制上谋求进一步的创新与示范，是深圳以及广东地方官员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与又一份“靓丽”的政府财政收入报告相比，却是近年来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踟蹰、徘徊与摇摆。2008年，深圳又抛出了一份备受国内外关注的政改方案，但至目前，其是否会像过往的一些具有“试验性”意义的改革举措一样最后落空，仍然是个未知数。 　　与此前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需要在政治领域深化改革以应对经济危机的判断不同，深圳当地有声音认为，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并非推动政改的合适时机，经济指标和社会稳定才是官员确保政绩的硬任务。 　　 　　进退之间 　　 　　2008年12月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文件，在这份综合的深化改革文件中，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改革被列于第六位，提出了要坚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扩大人民民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和深化司法工作机制改革等内容。 　　但这份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节点上颁布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在多位深圳政情常年的观察者眼中，却蕴涵着某些“不确定性”的变化。 　　“按照这份《决定》，对于深圳而言，创新的地方并没有很多。”1月5日，一位观察者对记者说。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则认为，与半年多前深圳推出的“综合改革”方案相比，《决定》中关于政改的陈述变化明显。 　　2008年5月间，两份文件的出台将深圳作为“特区??的身份再一次拉回人们的视野。这两份文件，分别是《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和《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这两份文件都对外进行了公示和征求意见。 　　在这两份关于深化改革的文件中，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了首要位置，并且是将目前制度允许范围内的政改举措“打包”，其中包括：全面实施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探索试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并适当扩大差额数量，允许参选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在区级人大换届或代表补选中，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此外，还包括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遏制腐败等等。 　　“从党内民主到基层民主，都提出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是很少见的。”黄卫平对记者说。 　　而这两份文件的提出，起源于2007年12月25日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到任仅一个月的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深圳两份改革性文件的出台，被理解为是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创新”。这两份文件的出台，被深圳当成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 　　“应该说，文件出台前的意见征求过程是比较完善的，不止一轮的征求人大的意见，在报纸上和网上进行公示和意见征求，按系统进行了多轮的座谈，还组织了民间人士参加座谈会。这足见此次对于政改的重视和决心。”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傅小随对记者说。 　　但随着两份文件公布征求意见之后所引起的国内外舆论关注，事情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若干意见》的正式文本出来后，变化比较大，对人大系统改革创新和基层竞选的内容已经没有了。《决定》中，也没有提及‘路线图’，民主与法制的改革也被列到综合改革中的第六位，位于行政体制、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之后，恢复到常规套路。”一位受访者说。 　　据悉，早在2008年5月份由深圳市政府组织的一个多方座谈会上，“相当部分人士对政改实践创新的可操作性就持有怀疑态度。”上述人士表示，至目前，相关的配套文件还没有下文，“风向好像又变了”。 　　在马敬仁看来，目前还不能算“退缩”，只能算是“搁置”，“去年的突发事件很多，加上奥运，政府部门很大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了。”而在傅小随看来，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并不是推动政改的合适时机，经济指标和社会稳定，是官员政绩的首要着眼之处。 　　“有关方面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相关研究课题也正在进行当中，可视为将来落实文件的一个步骤。”傅小随说。 　　 　　行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