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社区居委会直选城市化逻辑.docVIP

深圳社区居委会直选的城市化逻辑 　　本刊2005年9月(下)曾专门报道深圳盐田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来龙去脉。本文则力图揭示盐田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发生背后的城市化逻辑。正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进程（集体土地国有化、集体经济与社区居委会的分离等）催生了社区自治的需要。也正是这一背景，使得盐田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需要政府资源的强大支持。它的可推广性也有赖于政府资源的投入程度。 　　 　　农村村委会的直接选举非常普遍，城市居委会的直接选举却是新鲜事物。因此，深圳盐田区2005年17个社区居委会的直选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广泛关注，被看作是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的范例。2006年1月，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这个奖项是由几个学术机构组织发起，可见“盐田模式”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可。 　　但也有人对“盐田模式”的意义有疑虑：盐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社区自治？这一模式是否能够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盐田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并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趋势。 　　 　　剥离行政职能 　　 　　1992年，盐田区进行了一次“城市化”，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而行政村也就变成了居委会（“村改居”）。从那时直到2002年之前，盐田区的社区管理体制与其他大多数地区基本相同：居委会成员主要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初步候选人由街道办事处提名；居委会名义上是自治组织，却需要承担自治和行政两种功能。政府的很多职能部门将大量行政性工作交由居委会完成，居委会更像是街道办事处派驻的行政机关，遵从政府部门的意志，以行政方式对社区进行管理。如果是选民提名候选人和直接选举，就可能选出政府部门不满意的人员，并可能妨碍政府职能向社区的延伸。 　　盐田区的改革，就是从居委会剥离行政职能开始。2002年上半年，盐田区将21个居委会改为17个社区居委会（“居改社”），并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新的社区居委会只担负议事、决策、监督职能；而政府部门下达的行政任务，则由社区工作站执行；此外，此前居委会为居民提供福利性??的服务，改革之后，则由专门成立的社区服务站提供。原来由居委会一并承担的自治、行政和服务职能改为由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三个机构承担。这就是“议行分设”（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的理念。在组织结构上，则是“一会（合）两站”的模式，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为社区居委会下属机构，仍然在社区居委会的框架之内，这可能是为了使居委会作为社区唯一管理机构的状况得以延续，原来的责权利关系能够顺利地移交新的社区居委会。 　　也因为如此，有关社区的行政、服务等职能仍然需要通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解决之道在于使社区工作站从社区居委会的框架之中独立出来，作为街道办事处的派驻机构，那样就可以做到行政职能的彻底剥离。但这样的改变会使居委会多出一个继承人，就有社区居委会还是社区工作站哪个继承原来居委会财产的问题。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了争夺，经过几次反复，街道办事处占了上风，社区服务综合楼和办公楼的产权归于街道办事处，但是社区居委会可以使用，而且提高了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的标准。经过产权分割之后，2005年，社区工作站从社区居委会中分离出来，盐田区开始采用“会站分离”的社区治理模式。 　　就这样，盐田区从组织结构上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剥离。与此同时，盐田区从人事上使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完全分离，要求两个组织的人员不能交叉任职，规定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不能参加社区居委会的竞选。社区工作站人员通过公开考试和选拔等方式进行聘用，他们是政府的雇员，素质也比较高，有能力更有意愿推动政府职能向社区的延伸。在此前提下，政府就不必过分担心居委会选举的结果是否与自己的意图相一致，因为即使不合意的人当选，政府仍然有途径在社区推行政策措施。这样，政府不需要对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进行太多干预，就可以放手让选民提名候选人，并进行直接选举。17个社区，由选民推选出632名初步候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183人，经过选举程序，顺利选出120名社区居委会成员。 　　 　　直选是一个附带结果 　　 　　从盐田区实现社区居委会直选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政府派驻机构的社区工作站的设立和发展，是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而直选是由其引发的一个附带结果。社区工作站的设立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因此，盐田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城市化趋势的反映，而城市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则是这一进程的扩展和补充。 　　城市化是近年深圳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所经历的重要变化，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近年来，深圳等地区出现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紧张的状况，它们必须改变增长模式，提高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这就要求资源进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