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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中国城乡同步发展 　　作者简介：?崔永和（1942- ），男，河南清丰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 　　摘 要：长期以来，消灭城乡差别就是中国人的理想目标，但是，城乡差别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在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转型期，坚持城乡同步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二元；均衡；生态；城乡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26-04 　　 　　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关切与反思，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人的合理性存在提供辩护；另一方面，为人的不合理性存在提出批判性反思，并创设理想的“彼岸世界”。工业文明以来，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的不合理性存在日益遮蔽人的合理性存在，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日益凸显，生态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审视，集中体现了哲学对实践的批判功能。反观和审视中国近些年来城市与乡村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呼吁城乡的均衡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 　　 　　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在历史上，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来已久。为数不多的城市，其成因多半与人口的相对集中密切相关，而人口的集中又与政治中心及商业中心相关联，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国都大都兼具商埠特色。于是，城市又往往是信息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在生存方式上，城市居民较广大分散的农村居民要开放得多，他们拥有较高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 　　与城市不同，中国广大的农村则是另一番景象。农村居民世世代代生活于固定而狭小的地域，沿袭着稳定单一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却拥有自己独特的舒心与乐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就是农村宁静生活的写照。费孝通先生曾经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作出如下概括：“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1］ 　　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城市远离土地和自然风貌，而农村则重土地且亲近自然；城市生活富有开放变动性，而农村生活则倾向于封闭保守；城市生活有赖于商品交换和社会产品的互通有无，而农民则满足于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的产品，自给自足；城市居民享有较充分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资源，而农村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设施欠缺，公共资源匮乏。在城市，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相伴随的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普遍下降，而具有草根文化传统的农村则自然资源丰厚，生态环境质量优于城市。鉴于城乡的上述差别，笼统地认为城市优于农村、城市生活优于农村生活，从而用城市化导向完全消解或同化农村的思想和做法，难免包含偏颇甚至会引发农村生态环境的退变。 　　城乡居民各自的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是历史上城乡差异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其生活的幸福指数与习惯风俗密切相连，很难说孰优孰劣。但是，近些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潮流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离开了自己的文化圈，从而导致城乡差别的扩大和人生意义的失落，当今中国的“城乡差别”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城市居民收入虽然高于农民，但是，生活质量却因受到多种社会矛盾和环境因素的困扰而呈下滑趋势：空气污浊、交通拥挤、噪声超标、人际冷漠、房价飞涨、消费畸形膨胀、“富裕中的贫困”现象滋生、现代城市病频发……最近媒体披露，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普遍采取“外延式”发展模式，忽视“内涵式”发展，因而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贵族化”倾向。“一些城市热衷于表面繁荣、豪华的发展模式，忽视对百姓的服务功能，大楼越来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许多并未达到使用寿命的建筑纷纷倒地，代之以更为壮观的摩天大楼和广场。这样大拆大建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还时常发生野蛮拆迁、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其主要原因，一是利益因素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GDP崇拜。中国城市国际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化中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农村流转土地的开发背后都有房地产和工业开发的身影。通过迅速开发土地，能够为地方政府换来可观的土地收益。二是和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不无关系。地方政府要展现城市化的成绩，除了统计数据上的城市化，最直观的展示方式就是建新城，而且城市之间出现攀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