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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中村”公共选择的行动逻辑所引发的思考 　　[摘要]寻求个人利益是村民参与公共选择的内在驱力，制度缺失造成村民心理上的低度政治效能感使理性的村民在集体行动中作出非理性的行为，既有权力结构的自我维护惯性使村民只能选择被权力体系所接受的人选，嵌入关系网络中的传统社会资本是孵化集体行动悖论的温床。因此，现阶段“城中村”治理应走多元互动的乡土精英治理模式：在选择机制上注重乡土化和选择本身；在治理上注重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内涵的发展；在模式上注重本身的过渡性。 　　[关键词]“城中村”　公共选择　行动逻辑 　　[作者简介]范小西，郑州轻工业学院法政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7-0012-04 　　 　　一、“城中村”的界定与公共选择理论 　　 　　“城中村”，也称都市村庄、“都市乡村”，是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之间的过渡形态，是城市里的村庄。它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城市迅猛发展，对城市周围农村征地扩大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殊社区。“城中村”的形成是经济、社会、文化、管理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根源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公共选择就是公共事务由大家来选择，大至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各类政策和制度的出台，小到社区领袖的推选、共同体经济利益的分配，都是由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的“大家”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游戏规则来决定。只要存在着集体行动，必然就有公共选择。社区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政治事务即是社区权力的构建和社区的决策；经济事务即是共同体利益的保值增值、分配再分配；社会事务即是文体康乐、扶危助贫等。“城中村”最重要的公共事务就是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 　　公共选择是通过大家参与来完成的，没有参与或参与率低或非理性参与，公共选择的公共性和平民化特征难以体现和达到，公共选择就变成了个人选择。参与是居民以各种方式或手段直接或间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行为或过程，其实质是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的控制转向那些靠自己生产性劳动生活的人，是个体由外在主体控制的状况向由自我主体或者由自我主体自愿结合的组织体协调的状况转变。在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城中村”公共选择的最广泛、最普遍、最有影响的形式就是选举村委会。 　　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动因是基于成本收益算计之上的利益预期。所谓成本收益算计是指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既注重收益，也关注成本，或是取得最大收益。或是把所支付的成本降到最低。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是利己的、理性的、依据个人偏好的，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当个人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政治人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和选民。选民的主要政治活动是投票，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把自利作为行动的原则。“参与的收益或者说权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各个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 　　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在集体行动中按照什么样的逻辑行使?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就是集体行动悖论或集体行动异化。 　　 　　二、实证分析中折射出的“城中村”公共选择的行动逻辑 　　 　　(一)寻求个人利益是村民参与公共选择的内在驱力 　　笔者在对郑州市s村委会选举的调查中发现：S村村民不论是在选委会委员的推举、候选人的推选，还是在居委会选举投票活动中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强烈的参与愿望。选委会推选的参与率为90.1％(355/394)，候选人推选的参与率为96.8％(667/689)，村委会选举的参与率为98.7％(680/689)。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励村民格外关注、踊跃参加村委会的选举?通过调查和分析，笔者认为，是决定村集体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和村集体经济的保值增值的利益驱动。s村委会办公室主任杜某说：“10年前，我们村是郑州市出了名的富村，经济上在所有的‘城中村’中数一数二，这两年因为投资工程出了点问题，败走麦城，经济上大大不如从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村的总收入每年还在两个亿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本身成为肥缺。S村村民李某说：“当了干部就可以吃喝、捞钱、坐小轿车。”村委会是村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