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我国军事战略中的运用研究.docVIP

“势”在我国军事战略中的运用研究 　　“势”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一种对战略、政治、历史、文学、哲学、风水、地理等的阐释与表达，尤其是在战略谋划上体现着深厚的东方智慧精髓，“中国战略的显着成就之一是其在完成使命时对势的运用”[1],“势才是战略与政权深层运作的核心”[2]40.在中国战略传统中，“势”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力”相互依托，综合考量。“力”具有可计量性，强弱对比明显，重在摧毁和消灭对方，“力”的运用以现实性为基础，基于“力”的战略活动科学性较强。而“势”则是外在于“力”的，战略谋划、实施与战略力量运用的场域，包含有时间、空间、人物、情境、条件等等，影响和决定着战略的成败。与“力”不同的是，“势”具有可被感知性，但难以被计量，重在用战略判断和谋划的能力来改变“力”的强弱对比，“势”的运用以可能性为基础，基于“势”的战略活动体现更多的是艺术性。正由于“势”的难以计量性和艺术性，使得这一战略思维一直没能形成系统而明晰的理论体系，甚至连概念都模糊多样，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在呼唤“中国学派” 　　“中国话语”的今天，发掘及彰明这一传统文化精髓显得迫切且意义深远。 　　一、“势”与战略的辩证关系。 　　（ 一） “势”决定战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种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对战略具有决定性。宋代陈亮提出： “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3],孙中山也意识到“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没有方法可以阻止”[4],“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而柳宗元所言：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5],则表明“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不可抗拒性。所以，古人把“知其势”作为“治天下”的本原。“故夫势者，天下之至神也。 　　合则治，离则乱； 张则盛，弛则衰； 续则存，绝则亡。 　　臣尝考之载籍，自有天地以来，其合离张弛绝续之变凡几见矣，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6],在古代，“势”是战略的首要考量因素。 　　同时，“势”是战略谋划与实施的场域，是战略活动的外部大环境，具有时空的普遍性。“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7],“势”是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向的普遍规律的抽象概括，名称不变，但有不同表现形式，不仅空间上覆盖战略活动的各种环境，还在时间上贯穿战略活动的各个阶段。战略在这种场域和大环境下是顺应还是背离”势”,在“势”中处于有利还是不利位置，决定着战略成败和战略实行的难度与成本，同样的战略在不同的“势”下所造成的结果和性质也会不相同。 　　（ 二） 战略反作用于“势”. 　　“势”虽然具有不可抗拒性和决定性，战略主体仍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势利导，善加利用以影响战略的发展，还可以谋势布局，以创造出大势所趋下的对自身有利的局部“势”.一方面，“势”由很多有效力的因素构成，比如历史趋势、地理空间、人物、联系、情境、条件等，多种因素合力才能形成不为局部左右的“大势所趋”的不可抗拒性。但每种效力因素都能对局面的演变造成一定的影响力，战略谋划者可以通过改变部分效力因素来加速或者迟滞“势”的发展节奏，强化对己方有利的效力因素，扩大对敌方不利的因素，从而使“势”更适合己方的战略实施。 　　另一方面，“势”具有变易性，在变化中会被战略所影响，甚至被主导。首先，“势”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王夫之指出： “时异而势异”; 同时“势”的存续具有时效性，“势”的决定性作用也会消弱，此时如果战略谋划得当就可能创造出新的态势。 　　如《三国志》中诸葛亮说服孙权联盟时谈到“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9],以此比喻曹军已极度疲惫，战斗力大减，孙刘两家只要结盟抗曹就可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次，战略活动内容和方式的改变也会导致“势”的变化。贾谊在分析秦朝灭亡原因时认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0],暴秦由于不实行仁政，导致反抗不断，刚统一天下就由攻势转守势。第三，“势”会因空间而变化，王阳明指出： “苟势或因地而异便，则事宜量力以乘机”[11],这就要求战略谋划者善于应变，通过重新配置各种可能对战略产生影响的有效力因素，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预期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势”,而不是被动地观望应对。 　　二、“势”的战略效用。 　　（ 一） “势”的效力形成因素。 　　“时-势”: 由于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具有不可逆转性和决定性，所以，由“时”产生的“势”是最具效力、也是最具决定性和最关键的战略因素。在古人的战略思维里，“势”具有“历时性”,“时势”是以未来趋势为朝向，“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12],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所有的战略都得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对不可逆的未来趋向的把握来提高获胜几率。 　　“形-势”: “形”也能产生“势”.在古代军事学里，形状里蕴藏有潜能和威力，把己方力量配置成一定的形状就能产生出一定的效力，比如军队阵形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