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之路-李维武.docx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所展开的接触、交流、冲突、融会,可以说不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是值得重视的哲学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这一哲学现象典型地体现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国家的哲学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创始者之后继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世界性的哲学运动。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这一哲学现象典型地体现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使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进为现代形态,并汇人于“世界哲学”之中。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探索过程,既包括思想内容上的吸引,又包括思维方式上的沟通,还包括哲学体系上的重构。这一探索过程,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哲学传统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通过这种双重理解的深化而推进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李大钊、毛泽东、冯契是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体现着这种双重理解的逐渐深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考察他们各自的哲学创造,可以真切感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一、李大钊:从民彝史观到唯物史观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于唯物史观的内涵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对于唯物史观的来源进行了独立的探讨,并以这一新的历史观考察中国的历史、现实与前途,提出了新的未来社会构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在中国首先接受唯物史观,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传到东方等时代条件之外,还在于他本人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已形成了民彝史观。民彝史观成为李大钊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之桥,使李大钊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先进中国人,最早理解、接受了唯物史观。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是通过吸取、改铸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而形成的。他写于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对于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民彝”一词,典出《诗·大雅·烝zheng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旧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准则）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即“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这就是说,在人民大众的身上,内在地具有一种“形上之道”,这个“道”就是“理”,这个“理”也就是人民大众的“性”,这个“性”引导人民大众趋于“至善”。因此,在人民大众身上就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这种本性具有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作用。“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这也就是《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李大钊说,“民彝”之重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以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腑育之功”。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无为而治天下。其二,“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尽管人民大众往往遭受统治者的迷惑和压迫,但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却不可磨灭,“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匪先民之典漠训浩所能璐障以尽,奸雄之权谋数术所能劫持以穷”。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这两个方面表明,是“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彝”。由此来看现实政治,李大钊认为,真正决定政治趋向、政权稳固的力量,不是统治者的权势,而是“民彝”。正是民众的意志、人心的向背,决定了政治的趋向、政权的稳固。因此,“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聪明的统治者,应当顺乎“民彝”,而不是违反“民彝”,更不是盗劫“民彝”、阁惑“民彝”。“向之盗劫民彝阁惑民彝者,终当听命于民彝而伏诛于其前,则信乎正义之权威,可以胜恶魔,天理之势力,可以制兽欲也。”李大钊进而指出,中国向何处去,不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基于“民彝”的选择。就现时代的中国来说,根据“民彝”的选择,就是要实现民主宪政,而反对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特点,在于统治者凭借权力和暴力,强制推行那一套压迫民众的政术法令,不因性以为法,而立法以禁欲,但求其同,不容其异,结果导致法网日密,民命日残,使人民大众尽遭危害。由于这种“非常之法、反常之象”违背了“民彝”,因而终不可久,必然失败。而“民彝”自然演进的结果,则必然是民主宪政。“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在现时代,民主宪政已成为世界大势所趋:“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历史进至20世纪,这种民主宪政不唯在欧美实现,而且在中国已经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