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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性灵说与格调说的相互关系 在清代诗学主潮的研究中，性灵说与格调说是两大主要的学说思潮，两者在其发展的历程，发展特点及其发展对以后的影响中都有着很大的联系和区别。本文就其上述三点简要的分析。 一、格调说与性灵说的产生 格调说的形成是通过“格”与“调”的分立到唐宋时期的整合成为一个概念。“格调”一词，起初或用以品评人物，大致为人品、人格，在诗文评中，有品味、风格之风。在其含义的萌发、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诗歌美学标准而广泛使用的还是明朝人。在明之初，“诗比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中“具眼”是观其格，考察诗歌体裁、结果、手法等特点。前后七子时期是格调说的成熟期。历来格调派理论家都是从前人的文学经典中去寻找理想格调，因此是格调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谢檎的格调说有其特色。其次是由格调求风神。格调概念到明代，特别是前后七子等人那里，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影响广泛的诗学范畴、诗学理论。他虽然稍后因为受到公安派的猛烈抨击而一度式微，但其影响却极其深远，迨清朝沈德潜出，一种新的风格理论又产生了。 关于性灵说的产生，中外学者们做过不少的探讨。以为源自李贽与三袁，或王世贞，或司空图和严羽，或杨诚斋，或钟嵘…..诸说大多有一定道理，不过究其渊源，还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情感理论，因为早期的“性灵”与“性情”在内涵上十分接近，且在袁枚诗论中的许多情况下，“性情”与“性灵”的含义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袁氏性灵说正是发源与历史上的缘情说即情感理论。唐以后情感论广泛为人们接受并发扬光大。前人对文学的情感特征历来有着广泛的认同和深刻的认识，我国古代诗学中有着丰富的情感理论资料，它们正是标举“性情”的袁枚性灵说的重要思想渊泉。在早期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南朝梁代的钟嵘和南宋的杨万里是值得特别提及。性灵诗人主张书写胸襟怀抱，让诗歌从胸臆中自然流出，要求一是做到有感而发，二是要善于捕捉这种内心体验即兴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格调说与性灵说在各自的形成历程中，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萌发到推动达到高潮成熟，从而发展成为清朝时期两大主流诗学思潮，这一点是两者的一个共性。 二、格调说与性灵说的发展及其特点 明代诗坛的重要文学思潮之一以格调相标榜的格调说趋于成熟并作为重要论诗标准而广泛运用。其中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派更是以此为标志，而成名于复古派之前又为复古派导其前路的茶陵作家李东阳对于格调说的形成亦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李东阳的《簏堂诗话》提出了有着自己特色的格调思想，其思想对复古作家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它以乐衡诗的基本思路和论诗方法。第二，识辨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第三，首法而求兴趣的创作思想。同时，南宋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对明清时期的重要文学思潮，格调说的产生，影响极为深刻。沈德潜的格调说及其追随者薛雪、李重华、乔忆等代表的思想形成了乾隆时期的重要文学思潮。沈德潜的诗学理论标举格调和温柔敦厚。因此，温柔敦厚也使得沈德潜的格调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性灵文学思想至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标志就是抒写性灵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学主张，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导者就是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其中袁宏道的性灵说旗帜最鲜明，影响最大，理论上最有建树。它表现为写真实、重灵感、率意和直露、求新边变、以及反对复古、模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求新变中的独创呢？它要求的是自写性灵以不法为法：无拘无束有敢作敢为的精神；表现出自我真性灵。同时，宁今宁俗，在当代生活语言中找出路。对于反对复古、模拟，是以发对明代前后七子派的复古、模拟文学主张为己任的，故其性灵说带有鲜明、很强烈的针对性和反模拟的特点。清代袁枚专以性灵论诗，并著有诗话加以阐发，同时包括性灵说追随者郑板桥、赵翼和张问陶等性灵思想，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性灵说。他的思想性的形成就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和近代的古启蒙思想等多种文化品质特性。他侧重“性情”，灵感、机灵，性情的灵妙，性情与灵感的结合，表现个性，自然。 从格调说与性灵说的各自发展及其特点，我们可以知道两大诗学思潮都有一个典型的思想代表，当然，不同的就是他们的各自代表不一样了。格调说就是沈德潜，性灵说就是袁枚。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二者有一个突出的不同点，也是格调说与性灵说矛盾的焦点：格调说的宗古倾向和性灵说的反对复古、模拟，求变新的特点。以格调名派的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就声称“诗不学古，谓之野体”，所以他不惮烦于故纸堆中搜罗爬梳，整理出历朝诗别裁系列，并精心批点评论，指点人们学古的门径。标举格调的明代七子派乃至此前的李东阳等人也莫不如此，七子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三代两汉之书不敢”，唯古是尊。沈德潜的格调说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诗学理论，它从特定的视角，在一定的程度上，总结了中国古代的传统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