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特区“获”与 “惑”.docVIP

直面特区的“获”与 “惑” 　　30多年来特区发展带来的巨大看得见成果以及越来越多的特区在中国社会出现,充分说明特区是个好东西。 　　但要对特区做出理性的分析是不容易的,我们既要看到其“收获”更要看到其“困惑”。这不仅是当下政治评价的理论依据,更是特区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持。离开了理性分析的政治评价就是无稽之谈,离开了理性分析的特区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特区的“特”与“不特” 　　 　　30多年前,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的一位老人,经过10年的沉默与旁观,对于改革开放大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关起门来发展是肯定不行的,用老办法走老路也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开放,走向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来实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那么这些大战略如何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呢?先在一个不引人注目又有一定区位条件的地方搞搞试点。于是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就被幸运地圈了起来。 　　圈起来的特区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特区做什么? 　　这一点很清楚,就是“拿来”。不仅仅拿来外国资本,更主要的是拿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国际社会各种微观经济运行制度的匹配,通过制度的匹配实现经济的增长。小到一些具体做法的拿来,像特区按劳动效果实行计件计量绩效工资,超额还可以有奖金(在中国社会已经数十年没有奖金概念的当时,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大到一些宏观性制度的探索,像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等等。 　　应该说这些“拿来”确实给特区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像当年大家津津乐道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问题,特区这样做面临的阻力与风险是什么? 　　经过近30年的封闭后一下子放开,不免有些不适应,不免有些笨手笨脚,被外商欺骗的事情常有发生。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学游泳呛几口水算得了什么。当年特区面临的最大阻力和最大风险来自意识形态的“当然之幕”。 　　当时的中国,有一张厚厚的意识形态“当然之幕”。对于绝大多???的中国民众包括领导干部来说,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想不到要去越雷池一步。但特区改变了这一切。“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他都变了”,就是当时最为典型但杀伤力也最大的一种说法。 　　但在那位老人心中,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从他当年为特区起名字的深思熟虑话语中可见一斑:“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把深圳特区与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盘内开辟出的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相提并论,其制度变革的苦心与决心一目了然。但是在社会与群众还没想清楚之前,在深圳特区还没有干出硬邦邦成绩之前也没有必要去“触犯众怒”,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所以直到1984年,深圳特区发展了5年之后,他才到了深圳亮明了自己早已心中有数的态度。这就是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区之“特”的沉甸甸与货真价实的含金量。这就是可以去干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背景下不允许去干的事情,而且最高决策层还给以真实的支持。还是那位老人,明确讲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些话语虽称不上“圣旨”,但绝对的一言九鼎,相当于“尚方宝剑”。两年时间内,深圳从一个小县城的级别连升三级成为了副省级城市,这种待遇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仅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了。现在有很多同志在讲当年搞特区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有被杀头的风险。此语说说可以,说过头了也就有些矫情了。因为,所谓的政治风险有“尚方宝剑”撑腰也就不叫风险了。 　　得到了政治上的肯定,尝到了发展的甜头,也引发了模仿与效范,国内其他地区纷纷提出了开放的要求。于是从1984年开始,逐渐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后面这些地区虽然没有用特区之名,也或多或少享有特区之实,各种政策、制度的优惠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 　　当出现这么多特区的时候,特区就开始不“特”了。 　　这是必然,这也是当然。 　　 　　新特区的以“新”为“特” 　　 　　特区不特了,但特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又增加了不少。 　　中国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最近几年以来,先后批复了一系列有名有实的“特区”。从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