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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现象 　　【摘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种趋势。然而现有制度的缺陷以及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农民工在城乡间反复流动。过于频繁的流动，甚至大规模的反复流动，会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如何破解这种矛盾，改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状况，并最终促成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关键词】农民工 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加速，市场经济地位逐步确立，大规模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据统计，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农民工总数2.254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04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2.3%；本地农民工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7%。大量的农民工为城市扩张提供了充沛的资源，同时，农民工通过“出卖”劳动力，也获得了较传统农耕作业更多的收益。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下的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和技能等方面的缺陷，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安家立业，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被迫在城乡之间反复奔波流动。 　　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有利于资源配置，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了农民更大程度的“解放”。但农民工的区域间反复流动，亦造成交通拥挤，企业生产波动，农民工自身收益的减少。因此，保障合理流动，减少反复流动，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有工作、有住所、有保障的新市民，于国家、社会、农民个人，都意义非凡。 　　二、农民工反复流动行为的研究视角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的配置能够自发地达到其最优状态。劳动力的流动，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结合亚当?斯密的观点，劳动力会自发的由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本身的收入得到提高，同时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直至饱和。当然，这样的结论基于很多的假设，在研究中国农民工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城乡结构所发挥的功能。目前的主流研究理论中，“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型”和唐纳德?博格的“推拉力理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易斯的模型着眼于结构，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农业部门。该模型认为结构中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即城乡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文化差异、政策区别等决定了农民工是否会往城市流动。而劳动力本身在该模型中是不具有能动性的。最终结果是自给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完全流向了资本主义部门，二元结构完成向一元结构的转变。 　　相比之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则将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归因于城乡预期收益的比较，即强化了劳动力本身的判断和选择能力。 　　唐纳德?博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推拉力理论，则将决定人口流动的因素，划分为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推力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拉力两类。 　　这三种主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劳动力为什么会流动，也能说明中国的农民工在城乡间反复流动的原因。但有趣的是，刘易斯的模型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研究视角是对立的，前者完全从结构的角度去分析而忽略了劳动力个人的力量，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一来，两大理论都没有将个体和结构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事实上，在一个经济社会中，结构或者说制度，与个体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简单地说，没有制度的保障和约束，农民工就没有机会去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没有个体的动机，制度再怎么科学也无法促使劳动力的流动。所以在复杂的二元经济系统中，并不单纯的由结构来决定行为的产生，同样也不存在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产生了更加复杂的行为，从而推动结构的相对优化和个人利益的相对最大化。至于推拉力理论，用它来对个体进行长期的解释和预测，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然而无论如何，城市化的进程都不会停止，农民工向城市涌入的趋势都不会改变。必须承认的是，所谓的农民工反复流动现象，造成的农民工“亦工亦农”的身份，都是病态的特征。笔者试图参考以上理论，依托一个研究案例，来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并思考其改革方案。 　　三、京津都市圈中的农民工反复流动 　　京津都市圈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背景，造就了这里强大的经济实力。2010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70251元，天津市达到70402元，而河北省只有28108元，过大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让京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出“空吸作用”，为北方各省份的富余农民工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笔者选取这一典型区域，在北京市海淀区和天津市南开区进行调研活动。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量化，笔者将回乡成为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城市劳动力反复次数超过三次以上者，列为反复流动农民工。 　　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大多数来自河北和山东两个省份，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