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办经济特区决策内情.docVIP

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内情 　　中国地域广大，与外界隔绝既久，且有制度上的差异，实行对外开放不可能从一开始就门户洞开，全境同步开放。遵循历来的经验，中央决策层采取了从沿海到内地梯度开放的策略，以控制风险，并从局部得到经验和示范。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特区政策在今天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当年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酝酿过程，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回顾。 　　 　　边境上的尴尬与机会 　　 　　广东#65380;福建两省率先对外开放，来自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广东#65380;福建各级官员面临的压力比内地更大，对发展机遇的感受也更敏锐。特别是广东省，毗邻香港与澳门，历来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广东毕竟是一个向外敞开的窗口。香港知名人士也与广东省党政领导保持着往来。从1957年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举办春秋两届。每年都有大批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回国探亲。与内地相比，广东的官员和民众对香港及海外的情况和动向并不陌生。 　　对广东官员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持续不断地出现边民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粤港边境上的偷渡逃港事件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65380;1962年#65380;1972年#65380;1978年形成了四次偷渡高潮。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年至1979年。逃港人数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月至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5400多人是8月份以后逃出的。沙头角镇逃出2500多人。南岭村原有600多人，逃到香港500多人，剩下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由于大批人员外逃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达20多万亩。许多基层干部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带头偷渡。宝安县逃出大#65380;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来到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送走一批又来一批。从香港抓获的偷渡者，被卡车一车又一车地遣送回来。卷入逃港风潮的人员不只是边民，而是遍及广东全境。1978年，全省发生外逃7.9万多人，逃出1.8???多人。仅宝安县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即达4.6万多人。偷渡人数最多的有惠阳(含深圳)#65380;汕头#65380;广州三地市。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放鞭炮庆贺。广东几个边防县，边防部队与民兵联合布设几道防线，仍无济于事。人们成群结队，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逃往香港。 　　人们为什么偷逃香港？根本原因是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65380;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香港迅速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粤港两地居民收入差距在百倍以上。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仅77.4元人民币，其中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在50元人民币以下，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这对边境农民具有强大诱惑力。“文革”结束后，政策松动，国门初开，进出境旅客大增，大批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内地探亲观光，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并带进大量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在当地，家族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对比十分明显。邻近港澳地区的民众每天都可以收看#65380;收听到香港的电视和广播，还可以读到香港的报纸#65380;刊物。有昔日偷渡客，在境外获得成功，回乡探亲时被奉为上宾。所有这些，在民众中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特别是青少年向往港澳生活，不惜冒险逃港。 　　 　　1979年上半年，偷渡情况最为严重，仅1月至5月，全省便发生11.9万多人偷逃，逃出2.9万多人。从1979年起，港英当局改变政策，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1月至6月初，遣回偷渡客3.3万多人，这种办法也没有立即奏效。五六月间，偷渡达到高潮，港英当局十分恐慌。5月6日，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参与行动的军警4000多人，全天24小时巡逻，进行围堵#65380;搜捕，气氛紧张。5月31日，港督麦理浩约见中国驻港代表机构负责人，专门就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进行交涉。此事惊动了北京。6月14日，国务院#65380;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6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随后在全省展开反偷渡斗争。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负责人分片包干;组织民兵#65380;动员群众堵截;严厉打击组织偷渡的“蛇头”和强冲边防的偷渡客。10月28日，港英当局宣布:凡属偷渡人员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居留香港，全部遣返内地，并将惩罚雇用偷渡客的香港雇主。这一措施给偷渡人员极大震动，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