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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能否激活更多的监督权 　　人大询问权一旦启用,在一问再问仍不知情或仍不满意的情形下,如何进一步启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等更具刚性色彩的监督手段?这一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人大监督权的现实困境。 　　 　　休眠的人大权力 　　 　　监督法等法律,将询问和质询表述为两种并列的人大监督方式。但与简便易行的询问相比,质询案的提出和处理有着更为严格的规范。而最为核心的区别在于,询问着重于知情,而质询则侧重于问责。两种迥然有异的权力基调,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行权格局,与普遍开花的询问实践相比,质询案例实属凤毛麟角。 　　在全国人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政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疑似“质询”的案例。1980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70多名北京团代表就宝钢工程向冶金部提出质询,时任冶金部部长唐克为此亲自到场答复;2000年,辽宁代表团代表就烟台“11#8226;24”特大海难事故对交通部提出质询,时任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亦到场应对。 　　多年以来,学界和媒体普遍将这两起案例解读为全国人大历史上稀缺而宝贵的质询案,宝钢案例还被冠之“共和国质询第一案”的称号。但有专家指出,这两起案例并没有被大会列入议程,仅是“询问”而非“质询”。从严格意义而言,早在1954年就写入宪法文本的人大质询权,迄今为止从未在全国人大变成现实的权力行使。 　　相比之下,地方人大的质询案例还是偶有出现。政治开放意识超前的广东省人大,就屡屡成功启动质询权,其中广为传诵的两起案例是:1994年11月,针对广东省国土局发文阻挠《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实施的行为,21名广东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广东省国土厅提出质询案,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改正错误。这是广东人大历史上首起质询案,也被视为日后备受赞誉的“广东人大现象”的起点;2000年召开的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就环保部门对四会市电镀城污染处理不力的问题,佛山代表团20多名省人大代表向省环保局发起质询,由于相关官员遮掩事实、逃避责任,代表历经3轮质询后仍不满意,进而建议处理责任官员,最终导致省环保局局长被调离,一名副局长被撤换。 　　湖南、湖北、河南、江苏、海南等地,也曾出现过一些被媒??“热炒”的质询案。不过这种“轰动”效应也从侧面证明,本该发挥巨大监督效能的人大质询权,还基本处于极不正常的闲置状态。 　　尽管我国已有2000多家各级人大、350多万名各级人大代表,但有统计表明,每年见诸报端的人大质询案仅在10件左右。另有专家估计,最近30年来,80%以上的各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从未有过质询案。而从实际情况看,即使是80%的估算,似乎也过于保守了。 　　与质询权相似,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等具有“刚性”特质的人大监督手段,同样处于“被闲置”的尴尬境地,偶有动用都会成为特大新闻。比如,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罢免权也更多体现为腐败高官接受党纪国法处罚后添加的一道“法律手续”。 　　 　　行权不能畏手畏脚 　　 　　难道没有必要启用这些刚性监督手段吗?当然不是!近年来,房价高涨、教育不公、违法拆迁等民生问题频频引发民怨沸腾,“毒奶粉”、“黑砖窑”、“俯卧撑”、“躲猫猫”、“跳楼门”等公共事件屡屡暴露社会病灶,却几乎见不到人大问责政府、调查特定议题、主动罢免责任官员的身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人大的监督权威。 　　根本症结在于,质询等刚性监督手段十分严厉,势必伤及“一府两院”的颜面。而长期以来“和为贵”、“不伤和气”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曾经出现的人大“支持”还是“监督”政府的理念摇摆,使得刚性监督的锋芒必然与政治现实发生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其难以激活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种畏手畏脚的行权心态,最终导致本该正常启动的刚性监督权,常常内部搁浅,或者变通为温和的“询问”、“约见”等等。有例为证,2000年,深圳市一批人大代表曾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最后却变成了“听取解释”的询问;2004年,广东惠州市一批人大代表就市政府执行人大相关决议不力提出质询,最后被力劝放弃;曾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厉以宁,也曾联名10位委员提出过质询案,却未被列入议程,退而成为询问。 　　耐人寻味的是,为了绕开现实阻力,一些具有监督意识的人大代表主动“退而求其次”,虽然只是提出询问、约见等要求,实际行权时却更像是质询,声声质问、句句见血。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中那些“火药味”十足的询问似乎都可归入“疑似质询”之列,而面对面的“疑似质询”,其监督效果至少要大于书面提交的建议等等。这种以询问、约见之名行质询之实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 　　典型一例是,2006年,四大银行集体推出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社会舆论对此谴责如潮,却溅不起半点浪花。第二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黄细花代表就此议题以约见的方式“疑似质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