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剑-反腐之我见.doc

反腐之我见 -----陈文剑 一谈到腐败，大家就会很自然将它与权力联系起来。《独立宣言》之父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届总统）曾说过，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并会失去平衡，它就总是会被滥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一针见血的评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存在。我个人认为权力本是个好东西，拥有它的人若能善加利用，正确发挥，定能造福一方；若滥用权力，徇私枉法，那可真是祸害一方。所以权力就必须受到真正的制约和监督。 历届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反腐败，他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后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胡锦涛总书记在10月15日十七大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水火不相容”是一个民间用语，一般用来比喻不能相容的对立物。胡锦涛总书记用这个词表述党与腐败的关系，既通俗易懂，又铿锵有力，表达了我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温家宝总理也曾提到过，对于那些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不管他职务有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查处。 近来，我国有不少腐败官员纷纷下马，根据纪委部门统计，每年平均有10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县处级更是上千计。不难发现他们确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忏悔都说自己并未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一步步地坠入深渊。或许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推卸责任，我们不妨从另外的角度想：要是在他们“变质”之初，有人站出来说个“不”字，或者说拉他们一把，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这样，腐败能彻底消灭吗？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观点来看，答案是肯定不能的。腐败是人性贪婪的一种体现，贪婪的人性永远都不可能消灭，只能被有效的制约。即使是号称亚洲最清廉的新加坡政府，腐败指数也不可能为零，也会出现郑章远这样的元老级贪污犯。所以只有最大限度的预防和惩治。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一些新特征。 1、“集体共犯”式腐败。 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最近所查办的案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例如四川虹桥林世元案。 2、“一把手”式腐败。.近几年来，一把手腐败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不仅仅是落马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其级别之高、性质之恶劣、危害之大，足以触目惊心。例如上海市前任书记陈良宇案。 3、“外向型”腐败。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社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贪官卷款外逃现象日趋增多。例如中共佛山市禅城区原区委副书记梁福钊案。 4、“资本积累”型腐败。腐败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生活上的富有和享乐，违纪违法的目的从追求消费享乐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化。 5、腐败的规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我国的腐败已经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时期，出现了笑廉不笑贪的现象，表明腐败的“潜规则”和“潜组织”已经进入了“规范化”。腐败分子不仅为自己构造了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可靠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分化、收买、消解环境内部的反腐败力量，削弱、抵抗和反击环境外部的反腐败力量；而且用政治手段去影响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去压制民众和舆论的自由监督，形成并建立多层次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的内部协调、分工合作、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互惠互利的稳定腐败联盟。 　　6、腐败分子的“抗击性”在不断加强。腐败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一是权利寻租的期权化倾向更加严重；二是腐败分子通过洗钱等手段漂白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后，取得了合法的增值途径；三是经过多轮打击，一些隐藏较深的腐败分子心理承受能力不断增强，顶风违法乱纪的人对抗检查措施准备得更加充分。 7、腐败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地域特征。中西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腐败现象比较突出；东、南部主要是具有外向型特征和资本积累型特征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北部主要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突出。例如重庆市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 治理腐败问题，单靠一个人，一件办法，一个监督机关，一套体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理应双管或多管其下，预防与惩治并举，综合治理。其实在前面我谈到不少腐败官员在忏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