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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稳固执政基础：不应排斥民营经济-企业管理论文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稳固执政基础：不应排斥民营经济 魏杰 施戍杰 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常态，原有依靠政府主导投资促进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是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改善经济结构，进而在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可是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阻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很多人仍然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担心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持这偏见的主要理由是：民营经济存在剥削，公有制经济则有利于再分配，因此认定民营经济比重的提高会违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但如果仔细推敲，上述论据并不成立。马克思对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分析是深刻而辩证的，他并非单向度地否定私有制，应当在对马克思分析思路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思考新技术条件与组织方式下的民营经济和分配的关系。我们认为民营经济同样是党的执政基础，民营企业应当与国有企业共同发展。 一、民营经济在生产关系中的比重不断扩大 1．应从生产关系的维度衡量所有制结构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并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在已有文献中，所有制结构更多是从资产结构度量。但我们认为，应以不同所有制部门吸纳劳动力的比例份额，也就是生产关系，作为所有制结构的度量依据。 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所有制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关系到不同阶级间的劳动分配。只有在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资料才从财产转变为资本。生产资料占有者与无产劳动者间构成的雇佣关系，正是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核心。物质资本进入商品价值的只是其生产出来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剩余价值则是劳动者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各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比例取决于劳动力所有制结构。因此，全社会劳动力在分配方式不同的部门中的分布，能够反映出社会分配结构。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不同所有制之间效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劳动者的效率高低。例如，很多学者认为公有制之所以低效率，在于其缺乏激励劳动者努力与创新的机制。且如果一定时期资本劳动比是一定的，那么劳动力的所有制结构也就能够反应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再加上，相较就业数据，资产数据会大大低估私人资本比重，依据就业份额划分所有制结构更为合适。因此，全社会劳动力在生产效率相异的部门中的分布，能够反映出社会生产结构。 2．民营经济的比重核算 在经验层面，国家统计局按照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港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合计十类部门公布数据。在上述统计口径中需要注意四点。一是既存在单独统计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也存在涵盖于私营企业大类中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与私营股份有限公司。两者的区别在于，私营企业是自然人设立或控股的公司。因此，有限责任与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理论中的混合所有制，而私营企业则更加符合雇佣型私有制的定义。二是股份合作企业与联营企业应当被归类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虽然股份合作企业被定义为集体经济组织，但由于存在出资入股，属于不同投资者个体与不同经济成分的混合，故应作为混合所有制。三是关于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的区分。马克思曾评估，19世纪雇佣八个工人可以使资本家免于劳动。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区分是以雇佣人数是否超过八人为界。这种界定遵循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所有制分析范式，是具有分析意义的。2011年《个体工商户》条例修订，不再限制帮工与学徒的数量，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的区别在于法权上，前者为自然人而后者为法人，权利与义务存在差异。但是非企业的自然人所经营的商业组织分工较为简单，因此仍然应当属于个体经济范畴。四是存在就业余项。全国城镇就业统计自1990年始，各所有制单位就业人口加总不等于城镇劳动力就业总人口，两者之间出现差额且不断扩大，称之为就业余项。其原因在于，全国就业总数据在1990年以后是根据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与普查推算而得；而各分项就业数据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力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获得，对于重组调整企业、自雇型就业与一些单位中的非正规就业（如临聘）存在漏报和低估。因而，就业余项应当被纳入民营经济范畴，为方便起见将其单列。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分城乡就业年底数” 栏。该数据中城镇就业涵盖上述十个部门。我们将其划分为公有部门、混合部门、外商部门、民营部门四大类。其中，民营部门包含私营部门、个体部门与就业余项。 3．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