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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时代病的“任性”-社会科学论文 作为一种时代病的“任性” 文／郝宇青 “任性”中包含着积极的个性因素，它不仅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和张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然而，我们还必须对”任性“保持一定的警惕，毕竟“任性”包含着各种各样非理性的因素，其极端化倾向、不宽容特质，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 自“有钱，就是任性”网络语的产生，到“任性”一词入榜2014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再到目前“任性”的泛滥性使用，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 任性之花随意开”之势。“任性”的传统与现实 中国人变得如此之任性，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怎么了？ 本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国人也以老子的“君子谦谦”、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孟子的“辞让之心”等来教化自己的内心世界、规制自己的行为方式，以至于谦让、谦逊、谦虚而不张扬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由此也孕育出了含蓄而深沉的崇尚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当然，也孕育出了这样一种文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是自我实现的，而是别人（他者）赋予的。在这种情况下， “任性”肯定是不为主流社会价值所承认的，因此，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任性”一词，往往被赋予了张扬、放荡、偏执、蛮横，甚至怪戾、不通人性等负面内涵。 在这样一个以含蓄、谦虚主导的社会价值面前，任性的人除非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否则，他是难以得到足够的生存空间的（包括心灵的和物理的）。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任性的人遭遇白眼、非议是常有的事，其实，更可怕的是，任性的人还时常会遭受价值冲突的折磨。或者说，即便任性的人自我赋予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却得不到别人的承认，那么，任性者的自我赋予自然也就没有了意义。在一个日常生活完全掌握在他者的世界里，必须循规蹈矩，必须遵从他者的意志，他者就是价值，他者就是规则，而任性则等于毁灭。所以，中国人强调要中庸，以防因偏离主流社会价值而不被承认和接纳；强调要谦逊，以防因对他者不尊重、不恭敬而被否定；强调要随大流，以防被作为“出头鸟”。而被击打；强调要入乡随俗，以防被作为“异者”而被排拒……总之，他者有如一只“无形的手”，在时刻准备着扼杀任性，因而，任性和任性的人也就没有了市场。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 “任性”竟然猛然蹿红。而它一旦蹿红，便大受追捧和被广泛地使用，并昂首挺胸地进入了2014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行列。似乎当下的现实一扫传统对于“任性”的偏见，而赋予其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任性”被正名了，被光明正大了。人们已不再羞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再羞于张扬自己的个性特征，不再羞于与众不同。于是乎，几乎什么人都可以任性了；于是乎，含蓄、谦逊、循规蹈矩等不见了踪影；于是乎，中国变成了一个“任性”之国，中国人具有了—种“不任性，毋宁死”的英雄般的气慨。 在当下中国， “任性”已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症。固然， “任性”有其正面价值和意义，因为个性的张扬是社会活力的前提，但是，“任性”借助于网络的翅膀，并以一种突然的方式爆发，显然另有隐情。 “任性”的理由：价值与规则的隐退 表面上看，“任性”似乎是在突然之间爆发出来的，是长期压抑的个性借助于网络的翅膀顺势而为的结果。但是，这种看似突然的现象，却有着必然的原因。自然，这些原因必须从当代中国社会自身来寻找。 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当代中国价值的退隐。 伴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代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更是耀眼。譬如，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定下的“超英”的目标已经达到，现在只剩下“赶美”了。应当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当初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纠偏，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即使在今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并不过时，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陷入了对技术的过度关注和依赖，甚至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之中，忽视了道德领域、价值领域、意义领域的建设。例如，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要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实际上，在过度追求GDP的大潮中，却造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在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国人曾拥有的传统价值已被抛在了后面；另一方面，现实的发展过程却又未能产生新的价值。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所面临的这种情形，说是价值的混乱也好，说是价值的缺位也罢，总体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