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列举对未成年学生区别好与坏多种方式.docVIP

媒体列举对未成年学生区别好与坏多种方式 　　西安一所小学给“差生”佩戴绿领巾，一个孩子坐上家人的自行车，便将绿领巾摘下。该做法现已被叫停。张杰 摄 　　今年10月下旬，包头24中出现一批红校服，只发放给年级前50名的学生。如今被叫停。 　　今年5月，武汉少年黄艺博佩戴五道杠。武汉被要求规范少先队队标，现取消四道杠五道杠。 　　2005年6月30日，杭州蓝天民工子弟小学一位学生在展示刚发的三好学生奖状。 　　10月下旬，西安出现绿领巾，包头出现红校服，随后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大讨论，人们开始思考，为何要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梳理一下目前学校正在执行的一些激励机制，会发现它们都在强化突出“优秀生”，暗示“差生”不如人。 　　学校让优秀生首批戴红领巾。而少先队章程没有分批入队规定。还比如，少先队章程规定，小队长应选举产生，但一些学校则会任命优秀生出任，以示激励。学校老师也创出，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好学生”等方法。 　　学者储朝晖认为，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应去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而不是拿一根标尺，去衡量学生好与坏。全社会应一同努力，转变观念。 　　10月17日，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口，两个放学的孩子嬉闹起来，“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 　　给“差生”戴绿领巾，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讨论。家长指责，此举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老师回应，这只为告诉“差生”要加油努力。 　　绿领巾这波未平，红校服那波又起。 　　包头市出现这样一批红校服，校服背面印着，“包24中优秀生 翔锐房地产”，只有该校年级前50名的学生可以穿上红校服，而其他学生只能穿白、蓝、黑色校服。赞助商翔锐地产，在激励学生同时，不忘将自己名字印上衣服。 　　红校服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此前，教育部刚就绿领巾作出回应，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回忆童年，可以发现，学生们被各种激励机制影响着，他们在成长道路上，不停被告知，哪些是好学生，比如那些戴上少先队“两道杠”“三道杠”的；比如被市区评为三好生的；还有老师自创的各种奖励方式，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优秀学生等。 　　这些激励机制的共性是，树立榜样，奖励先进，让学生围绕激励机制成长。 　　许燕不认同这样的方式。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长期研究儿童心理。她说，当在奖励某个个体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他个体不够好。这种不良影响，虽然细微，但会日积月累，“这对成长中的生命而言，非常不健康。” 　　绿领巾几度“变色” 　　甘肃某小学2004年就推出变色绿领巾，而绿领巾最初诞生于上海时并无区分学生好坏的含义 　　10月下旬，小齐(化名)有些苦恼，这名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被老师安排，戴上绿领巾，因为他调皮，学习不好。学校一年级90多名学生，约有一半人戴上绿领巾。 　　小齐不想戴，他觉得和其他人的红领巾相比，绿领巾不好看，“可是不戴，老师会在班上点名批评。” 　　绿领巾起源于上海，最初没有任何奖惩、褒贬的含义。 　　1965年，毛泽东指示，要考虑恢复三个团的问题。要成立共产主义少先队、共产主义儿童团。把少年和儿童分开，根据不同年龄特点进行教育，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儿童团作为少先队的预备队。 　　试点于1980年在上海进行。那年春天，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全部戴上绿领巾，从而成为小红星儿童团成员。 　　此后上海方面规定，一年级入学的儿童在12月4日这天统一加入小红星儿童团，统一佩戴绿领巾。在二年级的6月1日再统一加入少先队。 　　儿童团迅速在全国16个省市铺开。 　　在一份关于儿童团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实践证明：建立儿童团，大小孩子都高兴，老师家长都欢迎。因为儿童团组织形式适合低龄儿童特点，使少先队在学校中更加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全体儿童的组织作用。 　　2004年，绿领巾逐渐“变色”。 　　北京、抚顺等一些小学，给低年级学生佩戴粉领巾。有家长形容，那就像红领巾质量不好褪了颜色。只是粉领巾并未区分好学生、坏学生，凡是一年级学生统一佩戴。 　　也就在那年，绿领巾“移植”到甘肃，开始走样。它成了区分、而不是团结儿童的标志。 　　甘肃定西市临洮县第二实验小学，从上海、北京等地引进“先进经验”，将一年级学生组织成苗苗团少先队，全部佩戴绿领巾。 　　到了二年级，一部分达到条件的学生可以加入真正意义的少先队，开始戴红领巾；还有一部分学生即使达到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但由于学习、思想品德等方面还达不到要求，仍然戴绿领巾。 　　此事让一些家长、学生承受不小的精神压力。 　　共青团中央立刻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歧视，势必对学生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要求地方少先队组织彻查此事，同时在全国清查“变色红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