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docVIP

杜拉斯与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摘 要： 法国作家杜拉斯（1914―1996）与中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她们的作品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本文通过比较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分析她们的相似之处，并探讨造成这些相似之处的原因。 　　关键词： 杜拉斯 张爱玲 母亲形象 　　 　　“母性”是文学领域里永恒的主题，在众多文人的笔下，母亲形象一直被一系列漂亮的词汇修饰着，构成了一个千年纯洁的神话。但是，杜拉斯（1914―1996）与张爱玲（1920―1995）这两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女作家却解构了这个神话，她们笔下的母亲是一群丧失了母性的女人，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走不出男人的阴影，始终处于一种没有归宿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一 　　 　　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及对此处境的反应。”［１］杜拉斯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溺爱儿子、对女儿漠不关心、贪恋财富的母亲形象。她对女儿苏珊的冷漠无情让人发指：在朗镇的舞会上，为了让女儿讨好富有的诺先生，母亲要苏珊对诺先生表现得可爱些：“你为什么死人般哭丧着脸？你不能装得可爱些？”［２］从第一次见面以后，诺先生就开始不断地送给苏珊一些礼物，母亲则急不可耐地催促诺先生向苏珊求婚，因为苏珊嫁给诺后，诺先生就会给她钱，而母亲认为只有财富才能带给人幸福。当诺先生送给苏珊一枚钻戒后，母亲很快就把钻戒藏起来，却并不相信女儿的清白，她“扑向苏珊，用尽力气用拳头打她……这情景持续了两个小时……接着，她又站起来扑向苏珊”。［２］这种疯狂的行为很难想象会是一个母亲的所为，这里的母亲视女儿为获取利益的一颗棋子，无形中剥夺了女儿的幸福。 　　《副领事》中疯姑娘的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的化身。疯姑娘在十六七岁时失足怀孕，被她母亲赶出了家门。她只能朝“险恶莫测的天边汇合而去”，因为母亲曾说：“如果你回来，我就在你的饭里放上毒药，把你毒死。”［３］即便是在流浪的??梦中，她看到的也是母亲歇斯底里的诅咒：“你这个贱丫头……会永远嫁不出去……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回来……贱货，在你妈面前低下头，然后滚开。”［３］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说是张爱玲塑造的极为恶毒变态的母亲形象。她曾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尽管地位卑微但也能自食其力，可是贪财的兄嫂将她嫁给了姜家患骨痨病的二少爷，这无疑扼杀了她的正常情欲，但可恨的是她热衷于把自己的怨恨与痛苦转而施加在儿女媳妇身上。为了控制儿子，七巧教他抽鸦片，并在烟塌上逼迫儿子讲出其床第私事，而后又当着亲家母的面向亲朋好友传播，使儿媳人前无脸，人后胆颤心惊，最终由于过度的焦虑压抑而死亡。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七巧不仅没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还到处破坏女儿的形象。女儿长安与童世舫订婚后，七巧借着请童世舫吃饭的机会诋毁长安的形象，导致长安与童世舫分手。母性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温情、慈爱，成为被生存的艰难、时代的沉落、逼迫而使人性扭曲、面目狰狞的疯狂母性。 　　《花凋》中的郑夫人是“一个美丽苍白、绝望的妇人”。［４］郑夫人的丈夫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她只好将精力投注于聚敛私房钱或对选择女婿上。当女儿因为生病要用钱时，父亲不肯花钱为女儿治病，“明日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４］而她母亲怕暴露自己的私房钱也没拿钱给她治病。等女儿死后，她父母却在女儿的墓碑上写了一段温情脉脉的话：“……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５］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挽词，让读者看到的只是人性的自私和彻骨的寒意。 　　 　　二 　　 　　两位作家不动声色地向读者展示了母亲形象丑陋的一面，虽然这有悖于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但作家所塑造的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性母亲更贴近现实，使现实中精神上受扭曲、凌辱和毁灭的母亲的真面目能获得具体化的历史面貌，有着更高的文化价值。所以，对畸变的母爱甚至母性的“恶”，我们不该回避而应正视并审视它。 　　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有关男女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一种制度，男人通过生产关系、国家机器和繁殖单位（家庭）的控制，掌握着对母女的支配权。女人为了生存下去，只得屈服于男人的统治之下。久而久之，她们就认同了这种摧残女性的社会制度，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这种制度的维护者。因此，在女性主义批评中，母亲一方面被视为女性历史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父权制的共谋者。在杜拉斯的安排下，母亲表现出了浓厚的父权色彩，从母亲对子女不同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很多女人更愿意生儿子，因为她们觉得儿子可以成为领袖，而做母亲的则将分享儿子不朽的英名，特别是在家庭中绝对权威的象征――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儿子就会成为母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