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docxVIP

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 摘要：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学的视野，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达致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目的，使中国文化在保持认同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关键词：冯友兰；传统文化；传承；抽象意义；具体意义；文本；诠释学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文化上强调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以革命为中心，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方针虽然形式上讲批判地继承，但在道德文化领域实际上是以革命、批判、否定为主。在这种处境中，冯友兰之思想文化所关注的重点，便不能不转向论证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提出的一些论题闪耀着反抗教条主义、维护中华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当时的时代状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篇文章是根据他的一次讲演修改而成的①，文章中的主要观点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将这篇文章作了摘要，我们首先跟随这个摘要作一些分析，以完整地了解他的主张和思想。自序的摘要如下：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得太多了一些。否定得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②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至1957年夏“反右”开始，经过建国后七年的建设，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15MZD012）的阶段性成果。①冯友兰在文末注明，“这篇稿子是根据卢育三、朱传棨两位同志所记的我的一个讲演修改成的”。②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1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各个领域面目一新，毛泽东与执政党因此有了充分自信，故而提出“双百”方针，以求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年5月他又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我国文化遗产中的有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煞的倾向。这是当前主要的倾向”。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略论“百家争鸣”》也指出了这一点：“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参见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7页。。在此背景下，1957年初，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哲学学者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出对解放以来在日丹诺夫和苏联研究范式影响下，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须加以反思。冯友兰则把这种反思集中在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上有关1957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可参看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问题的核心是，在日丹诺夫范式下，我们对古代哲学基本上是持否定性态度，很难谈得上继承，因此应该加以改变。然而，怎样改变呢？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