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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下的政府新作为-环境生态论文 新环保法下的政府新作为 文/ 李欢欢 历经4次审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距离上次环保法的修订时间已时隔25年。修改后的法律共七章七十条，较之前的六章四十七条相比，新增了很多亮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是其中亮点之一，面对环境污染，政府怎么做，新法下的政府新作为如何凸显？ “红线”划定 法律层面严守界限所谓红线，是改革发展过程中设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新环保法中，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环保部要求在2014年底前完成全国生态红线的划定，但是现在仍有部分地区没有完成任务，在新的环保法中，这种情况是否有章可循呢？ 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新环保法里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这是法律层面首次提出的，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国家关于主体功能区域化建设，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环保重点工作等都有类似的要求。 但是，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缺少很多技术性工作。 首先，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中，要对当地的现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还要结合国家的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做功能区域化设计。另外还要跟多个部门有大量协调的工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划定生态红线工作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环保部在全国发布了生态红线划定的技术指南，优化发展区域、限制发展区域、净化发展区域，实行分类的推动试点，一直在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 约谈地方政府 推动污染问责：法律的出台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严格执法才是关键，您对环保部门约谈地方政府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方式。约谈本身在法律中明确出现，来自于国务院有关文件，如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授权国家确定地方环境改善的目标，如果地方经过考核检测不能完成的，国务院授权环保部门约谈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自去年到现在，全国约有十几个城市被环保部约谈。尽管约谈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功效，但我认为包含点名批评、公开警告的意思，甚至有点公开羞辱的意思，约谈本身会给地方产生特殊的威慑力和推动力。据我所知环保部对保定、安阳等城市约谈之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推动力，地方政府提出了积极整改的行动方案，甚至包括对干部人员的调整，对企业的环保整改方案的实施，都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行政监管措施。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环保质量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如果不能完成的话，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会加强监督，包括挂牌督办、约谈、警示、取消有关荣誉称号等监督方式，我认为这些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假如地方政府不怕环保部门的约谈，新环保法中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 有。新环保法专门有一个条款，提出了对地方政府、部门不履行职责的问责条款，明确列举了八种行为的问责，问责对象包括政府的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就是警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要降级、撤职、开除，还可能要求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使用的条件情形很明确，处罚的形式也是具体的，所以行政问责的可执行性还是比较强的。 新环保法能否带来公益诉讼的“春天”？ ：很多人认为新环保法实施以后，环保的诉讼案件会有所增长，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在增加，或者更倾向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司法机关对环保的支持和介入，这个力度在明显加大。我们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地司法机关也在更多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的衔接配合更加紧密了。 新环保法的亮点之一，就是明确了公益组织、社会团体等合法社会组织都可以依法提出诉讼。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例，如3月份北京的一家环保组织就对山东德州的某企业提起了公益诉讼，法院的介入让企业感觉到了压力，过去该企业的违法排放超标很厉害，现在自动停止了生产。我认为这是公益诉讼机制的一种特殊威慑力，通过公众的参与、司法机关的介入，大家携手形成一种合理、共同打击威慑环境违法的行为。 提到环境公益诉讼，就不得不说环境违法案件取证难的问题，那么在新环保法实施后，取证难的问题是否得到了缓解？ 现在还很难说很明显，应该说刚刚才出现积极的转变。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