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环境影响实证研究.docVIP

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自Grossman and Krueger(1995)[1]首次采用跨国数据选取人均GDP为解释变量 ,空气、水和 土壤的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证明EKC的存在性开始,利用各国实际情况拟合环境的库茨 涅兹曲线EKC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FDI和环境关系问题的较为领先的研究视角之一。利用 类似方法,支持者如Carson等(1997)[2]利用美国1988-1994年间的数据发现七种 空气污染物与 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实际转折点明显出现在用截面数据计算出来的转折点之上, 从而印证存在EKC。几乎同时,Xing and Kolstad(1998)[3]计算了美国FDI的流 出量和硫磺的 产生量之间的关系,在小样本的前提下又支持了“污染避风港”(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 国为增加对FDI的吸引力,不惜采用降低其环境标准的方法, 导致这些国家成了跨国公司污 染企业的“避风港”)理论的观点。之后,Clem Tisdell(2001)[4]又对环境库茨涅兹曲线进行了修正,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边际的分析方法,同样证明环境污染的总趋势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是不尽相同,如夏友富(1999)[5]从行业层面对外商投资于 中国污染密集 型产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外商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向中国转移污染密集型行业。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支持EKC的观点,如张晓(1999)、[6]赵细康(2002)、[7]兰天(2004)[8]的研究都分别显示出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的倒U型特 征,表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为了考察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沿用了Grossman(1995)的基本思 路,但使用更科学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CPI(表示环境污染程度或环境质量等级 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替代前人惯用的各种污染物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量 化的政府治污力度指标(各省治污支出与该地区GDP的比值)。同时为了研究可能出现的地 区性差异,文章利用连续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及西部三个区域建立经济模型。 　　 　　一、中国环境污染与FDI概况 　　 　　本文用1991年至2006年连续16年的三项环境污染指标的排放量计算了各年的增长率。(1) 工业废水排放总的来说在考察期内变化不大,各省市此消彼长,但全国总体值趋于平稳,19 92年至1997年期间基本呈下降趋势,1998年开始出现反弹,峰值出现在1998年和2005年,分 别为6.5%和10%,而且自2001年以来的增长率都为正(2006年排放情况按照商务部当年统计 数据计算,地区和全国结果存在明显逻辑分歧,故所得增长率不予考虑)。(2) 工业废气排放量增长率从全国情况来看在考察期内一直为正,且各省市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 势。实际上除2002年的8.9%外,2001年起全国工业废气排放的增长率持续呈现两位数增长 。(3)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全国总体上来看,除了1998年由于特殊经济形势激增3倍以外, 其他年 份基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降幅在1999年达到最大。具体数据见表1。 　　进一步考察FDI和政府治污力度全国数据。从历年数据上看,1992年基本可以看作是FDI大举 进入中国的起始年,表1中当年的FDI增长率达到了152.1%。总体趋势来说,除1999年全国F D I流入量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以外,进入中国的FDI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与此同时, 中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则呈现增减交叠、反复波动的趋势,且在2000年和2001年达到变动增减 的峰值,分别增长41.4%和减少33.6%。 　　总的来看,各污染物的排放均呈现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局势,这个 结果与三个地区FDI流入量的特征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测,我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和FDI 流入量关系较为紧密。 　　表11991―2006年各项环境污染指标及FDI增长率对照表 　　 　　二、实证研究 　　 　　(一)计量过程 　　 　　 除了(人均)GDP和对外贸易之外,国家和地区位置差异、引进外资力度、环境政策和 国民素质等很多因素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污染水平,因此文中模型也尽可能的考 虑了这些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假定造成国家和地区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同时剔除了国民素质对本国环境污染的影响。 　　另外,文章在模型中剔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本文的考察重点是检验中国FDI与环境污 染水平 的关系,如果模型中同时还含有GDP作为解释变量,可能会导致多重共线性,FDI在一定 经济区域内可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