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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的对话” 　　美国亚洲协会主席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认为中美应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 　　 　　两周前刚刚过完67岁生日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迄今46年的职业生涯中，拥有过多个不同的头衔：职业外交官、《外交》季刊主编、美国和平志愿队（Peace Corps）地区主管、投资银行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他是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非政府组织“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联合会（GB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外，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专栏作者。 　　虽然身份多元，霍尔布鲁克最为人乐道的，仍是他在美国现代外交史上几个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1977年，刚刚上任的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命霍尔布鲁克为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次年，霍尔布鲁克参与了中美建交的整个过程，并负责中美第二份联合公报的起草。 　　在之后共和党掌控白宫的12???时间里，霍尔布鲁克离开政府，转入商界；先是成为一家公共战略咨询公司的副总裁，后成为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常务董事。 　　直到克林顿当选总统，霍尔布鲁克才有机会重返政府。他先是被任命为美国驻德国大使；一年后，即回国出任国务院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此间，巴尔干半岛局势恶化。霍尔布鲁克作为克林顿派出的特使，前往波斯尼亚参与和平协议的谈判。1995年12月，相关各方在巴黎正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戴顿和平协议（Dayton peace accords），从而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波斯尼亚战争。霍尔布鲁克作为这一协议的“建筑师”和首席谈判官，也获得了“推土机”的声誉，并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也是犹太人的霍尔布鲁克，被一些人称为“民主党的基辛格”。早在1997年，他就被广泛地认为可能出任克林顿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国务卿，但克林顿最终选择了奥尔布莱特。 　　1998年，克林顿提名霍尔布鲁克为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这一提名花了14个月的时间，才最终获得参议院的确认。许多观察分析人士将霍尔布鲁克的这一任命看做是一个铺垫――如果副总统戈尔能在2000年的大选中获胜，霍尔布鲁克很有可能得到国务卿的职位。 　　但在一场充满争议的大选后，戈尔未能当选总统。而民主党失去白宫一晃便是八年。这八年亦是美国政治和外交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911事件”和此后美国主导发起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美国同世界的关系。 　　而八年后，对霍尔布鲁克来说，则是机会再次降临的时机。如果民主党在今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他被认为是将在新政府外交团队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4月间，霍尔布鲁克造访北京，期间接受《财经》专访，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见解。 　　 　　《财经》：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你认为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在对华政策上有什么调整吗？ 　　霍尔布鲁克：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目前的三位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麦凯恩和民主党的希拉里、奥巴马，基本上都同意这一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虽然在细节上可能会有分歧。 　　竞选过程并不是一个形成政策的好时机，因为在竞选中，任何事情最后都被压缩成简单的口号和画外音，而实际决策过程要微妙得多。比如，在去年的一次辩论中，一位候选人说，我将不会带中国制造的玩具回家给我的孩子们。台下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其实，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位候选人很可能将中国产的玩具带回了家，因为这很难避免。 　　另一方面，诸如玩具、有毒食品、化学药品等问题，确实也是严肃的议题。除非是从宽泛、一般的角度来讲，我倾向于不把中美关系当做竞选中的一个辩论主题。不过，这不太可能做到。 　　在最近几次对中国的访问中，中国官员肯定地向我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平衡的状态。我的希望是，下届美国政府能够通过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担忧，比如气候问题，加强双边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马英九上台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开启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机会。我希望在这一领域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财经》：中美关系是否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时刻？ 　　霍尔布鲁克：我不认为是重新定义，而是赋予新的精神。五年前我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倡议中美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讨论战略性议题。 　　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在没有互相承认的情况下，确立了中美双边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确定了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第三个联合公报（1982年）是关于向台湾军售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公报涵盖战略性议题或环境议题。气候变化问题是我们可以获得最多进展和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我认为美国不应该害怕中国的崛起，只要其不以损害他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