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钞风潮”与现代银行诞生.docVIP

“京钞风潮”与现代银行的诞生 　　1917年7月,在张勋复辟失败、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后,28岁的张公权买舟北上,以中国银行副总裁身份负责“整理京钞”。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况下,令中国、交通两个国家银行大量印发钞票,导致两行京钞贬值,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市民的生计,而且也动摇了两行的信用基础,引起两行广大商股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各界呼声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着手对中交两行京钞进行整理,冀图通过节制发行收回旧钞等手段,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1916年10月,在陈锦涛的财政总长任上,“北京、天津钞票……即恢复兑现”;然而,由于现银准备不足,“不及数日,京钞限制兑现,二月后完全停兑。”唯一的措施,是设置四个兑现点,“每日……兑现四万元,每人限制一元。”张公权看到,“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翌晨兑完始散。其恶劣情形,不堪入目。” 　　更要命的是,在一年多的“停兑”风潮后,银行为政府的垫款不减反增,“不兑现纸币发行数目,日有增加”。以中国银行为例,1915年底,中行垫款为1204万元;张公权出任副总裁时,这个数字已猛增到3660余万元,“加上各机关欠款,转入部账之四百七十余万元,及积欠利息五百余万元”,高达4630余万元。加上奄奄一息的交通银行,两行垫款共计9300余万元,毫无兑现保证。 　　凡此种种,让张公权如坐针毡,“深悔不应贸然担任。”然而,令张公权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几年,他不仅彻底解决了京钞风潮,还以“整理京钞”为着眼点,确立了金融独立于财政、近似美联储式的现代银行制度,“促进中行成为一健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小额兑现 　　任职之初,张公权首先着手的,是“小额兑现”问题。如前所述,每日每人限兑一元的办法,不仅使四万人每夜露宿街头、“有损国家体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原为稳定零售市场、“体恤小民生计”的手笔,丝毫没有达成目的。在京钞市价跌至六折之际,大批投机商人、地痞流氓纷纷买进京钞,再雇人排队兑现,“往兑者,纯系市侩所雇之乞丐。”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11月1日,张公权取消了“限兑一元”办法;与此同时,他以长芦盐政司的每月七万元还款为担保,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一百万元,专门回收市价仅六七折、大多数还在普通市民手里的铜圆券。由于铜圆券尚未形成投机市场,辅币的流通因此大大增加了。学者姚崧龄后来写道,“零售市价藉以稳定”…… 　　与改进小额兑现相比,“整理京钞”困难重重、任重道远。此后,张公权采取的两项整理办法,先后无疾而终。 　　一是准许京钞做上海汇兑,“汇价较市价略优”;二是各地征税机关,以及交通部下属的各官办企业,如铁路、电报局、轮船公司,均不得拒收京钞,并以票面原值抵扣税款或出售车船票。但在几个月的努力后,汇兑回收计划失败了。姚崧龄谈到,“上海所存之汇兑资金有限,青黄不接时,仍不能不以收回之京钞,重行发出筹备资金。”与此相比,抵税、售票计划的失败,不仅有着一个前近代化国家的悲怆色彩,并且彰显了混乱时局与金融整顿的紧张关系:作为农业社会,无论电报、货运或车船票,均寥寥无几;京钞的发行以城市为主,但农业税却是赋税大宗;加上南北决裂,“各路纷纷载兵运粮……客货运价款大减,”两项收回的京钞寥寥无几,不过杯水车薪。 　　“整理京钞”的初次失败,极大影响了市场信心。几个月间,京钞价格一路看跌。当时的众多报刊,连篇累牍地记载了种种市面乱象:“持一元票赴钱铺兑换铜圆者,必搭官钱局钱票一千……若询其故,则以无铜圆兑”;“当铺支付,向用银圆……然向当十元者,现只当得二、三元。曾有以值价百元之金镯一对,向当铺质押,铺伙只允押五十元,且付纸币。当户不允,几至动武”。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某粮店铺伙因拒收纸币,被警局带去,罚洋十元。铺伙以纸币交付罚款,警局拒不收受。” 　　在这种情况下,张公权制定了“整理京钞”的三大办法,即扩充商股、修改《中国银行则例》;限制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发行公债以收回“京钞”。 　　 　　官办?商办? 　　作为大清银行的遗产,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以官为主的产物。远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原大清银行商股股东就上书孙中山,“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与此同时,“原有之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事所受损失及一切滥账……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500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另再加招商股500万两……” 　　在几年的时间里,对政府作为、无数滥账,股东们已忍无可忍。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是,在认同商股权利之外,“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财政)部筹款,以雄财力,并派正副监督……” 　　及至北洋政府成立,以官为主、财(政)金(融)不分的状况,依旧延续着。19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