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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听证中的“霍布森选择”与程序正义 　　摘 要：行政听证制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民意、实现公众权利的方式。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了局限性和诸多问题。看似公平合理的行政听证程序，由于不完善的程序而实际上已陷入了“霍布森选择”的怪圈。跳出这种怪圈的几点对策是：听证目标纠偏；保证听证会的公开性、公正性；突出行政听证程序的自治性。 　　关键词：行政听证；程序正义；霍布森选择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28-02 　　一、行政听证中的“霍布森选择” 　　1.“霍布森选择”是一种假民主，是政治腐败的表现 　　“霍布森选择”源于一个典故，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他的马很多，买主可以随便挑，但是马圈就有一个小门，高大的马都出不去，能出去的都是瘦小的赖马。表面上，这看似是一个合理的买卖，是个大选择，但是实际上还是符合卖者利益的决策，实质是小选择、假选择、形式主义的选择。 　　在行政听证领域中，“霍布森选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行政听证作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一种民主形式，在我国发展得还不够完善。究其产生的原因还得归结于不完善的听证程序，即“尽管有一种关于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由于人类有限理性所决定，还是可能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而使我们偏离正确的结果，我们无法设计出一种程序以确保正确结果会万无一失地实现”[1]。如果将这种不完善的行政听证比作“霍布森选择”，那么决策部门是卖者，公众是买者，听证中的各项议题或决策可以比作代售之马，而决策部门的自身利益便是那扇门，最终通过的方案则是买者并不满意的羸弱之马。虽然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但是政府公务人员的价值观、主观意识等都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如果利己主义、地方主义价值观居于上风，就会使决策偏离正确的方向，从而忽视社会的公共利益，易于将这种民主的方式作为他们谋利的工具，也就容易滋生政治的腐败行为。 　　2.“霍布森选择”在行政听证中的表现形式 　　第一，决策部门提前确定方案，使听证形式化。行政听证可以说是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达到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真正的参与应将公众置于紧贴议题的位置，而在实际听证过程中，公众对政府的决策或是议题，往往并没有深层的了解，结果是处于与议题较远的位置。有些听证甚至是在政府决策敲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公众不是在政策的制定或是酝酿阶段就介入其中，因而难以提出申辩或是建议。就像“霍布森选择”里的买者，在霍布森看似合理的宣传下，都去买他的马，而实际上选择没那么自由，只能受制于马厩的门。公众参加听证会仅仅是停留在“听”的程度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由决策部门指定参加听证会的主要人员，使听证会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听证会作为公众与政府交流的一个平台，与会的人员如公众代表、主持人、政府代表、专家等均属于听证会的成员。其中公众代表和公众的关系最为密切，公众处于中心且与议题直接相关，他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影响政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但是这种作用的体现大多借助参会的公众代表。而在我国，听证会的主要人员往往由决策部门来指定，这就难免带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同时也缺少一种公正的程序来对这个过程予以监督，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有失公正。程序??公正要求由无偏见的人作为听证主持人，由寻求公众利益为目标的人作为公众代表，所以作为一种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制度，听证主持人的中立和独立是关键所在，听证代表的科学选择也是重中之重。 　　第三，根据听证结果，对原方案只作局部的、有限的调整。听证的目的往往是做出符合民意，合乎公共利益的决策，但是目前，听证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一种形象工程。大张旗鼓地召开听证会，听证的过程不管是否存在激辩与质论，不管听证结果是否有用。多数还是按照决策部门原定的计划进行，即便有改动，也只是做些有限的调整，没有质的变化。实际上，公众只是在参与而没有参与的实际效果。按照决策自治来看，决策的结果不是产生于程序之前或程序的协商过程中，而是由程序协商的结果最后决定。 　　二、行政听证中存在“霍布森选择”的根源 　　1.部门利益的驱动 　　从利益谈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和个人方法论认为，人在行为上是自利的，都有满足自己需求的行为动机，集体行为也是个体行为的集合，一切社会现象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动因。在布坎南看来，“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2]在研究公共选择问题时，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多复杂，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就像行政听证过程中的“霍布森”现象，行政人员对听证会了解，但是却不够重视，忽视公众的地位，而且对公众的建议敷衍了事，最终还是维护本部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