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工诗歌”叙事化策略.docVIP

论“打工诗歌”的叙事化策略 　　摘要: 作为上世纪90年代诗歌叙事策略的延续,“打工诗歌”因其独特的创作群体、表现主题、美学追求,提出了诗歌叙事策略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叙事策略以日常生活、隐喻的动物视角、隐性的抒情性为切入点,扩展了作为诗歌叙事特征的内涵。 　　关键词: 上世纪90年代“打工诗歌”叙事化策略 　　 　　上世纪90年代,当代诗歌的发展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排挤,逐渐在公众视野中边缘化。面对这种现状,不少诗人认识到诗歌的存在,除了内在规律性外,还依赖着外部环境的变迁,诗歌需要参与历史的变迁,于是90年代的诗人更愿意将诗歌同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相结合,选择“叙事性”来阐释诗歌同人生、时间、历史的关系,而放弃80年代诗人希望的以纯粹的、直达的、超验的方式来表达的策略。所以“叙事”成了90年代维持诗歌生存的必然选择,无论是张曙光、孙文波,还是于坚,都致力于叙事化的诗歌创作,使得90年代的诗歌呈现出叙事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即杨远宏所说的:“相对于80年代的狂暴抒情而言,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在90年代的重构和显在,的确宽阔、丰富了诗歌写作的可能与空间。它在一度弱化、消匿之后,于近年诗歌格局中的出场和再现,也的确在人们善于健忘的幻觉中带来了一种新诗风、新鲜感和特殊的意义。”[1] 　　作为90年诗歌叙事化写作空间扩大的一种可能,发端于改革开放的“打工诗歌”延续了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叙事化的写作,但作为“打工诗歌”的叙事又由于独特的创造群体、表现的主题、美学追求等因素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策略。 　　 　　一、日常生活的叙事 　　 　　“‘叙事’在本质上是对处理经验的全面强调”。[2]“打工诗歌”以一种对生活的全方位的观照,从叙述日常生活的诗句中,强调了来自生活底层的经验感受。这种选择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对象,一方面与“打工诗歌”的作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与“打工诗歌”对“苦难美学”的追求有关。首先,“打工诗歌”诗人身份的界定是复杂的,这些诗人既有打工者,又有知识分子,以及有过打工体验的过去是打工者而今天非打工者的人,但不论是打工者的亲身体验的书写还是知识分子以悲悯情怀的观照,在诗歌叙事策略的选择上,他们都把笔端转向了日常生活。这是因为作为有着切身体验的打工者,大多数专业的文化素养不高,面对打工者苦难命运的揭示还不能向深度挖掘,陈述日常生活成了他们发泄悲情的首要选择。对于知识分子的创作主体,他们虽有深入苦难的思考,却缺乏对苦难的真实感受,对打工诗歌的精神向度的表现也无能为力,只能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在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的同情中给予无力的悲悯。正如马非在他的诗歌《民工》中所说的那样:“我从未写过民工/原因是对他们不了解/仅有的感性认识来自/我居住的城市日益增加的楼房/和拓宽的路面/与他们的劳动无关/据报纸说/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却拿微薄的工钱。” 　　日常生活的叙事化策略并不仅仅是诗人作为一个主体自己决定的,正如90年代诗歌的叙事化书写不是作家自己的臆断一样,“打工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叙事也是受这类诗歌所要表现的苦难主题,以及在苦难美学追求的影响下而进行的选择。“打工诗歌”旨在展现一部底层打工者的辛酸史、苦难史。打工者的困苦、灵魂的漂泊、被歧视的人格、无身份的尴尬无一例外地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餐具只是一把搁置在《裤腰带里的饭勺》,就是这样一把饭勺却在“我匆匆地下班”时不翼而飞,“它也许被粗心的清洁工/冲洗进了下水道/也许是某位工友出于好心/将我饭里面黄肌瘦的勺子/带进了他的幸福生活/我不能屡次失去一块钱一把的饭勺/将它装进贴身的裤袋里/跟随着我/饱一餐饿一餐”(张守刚《裤袋里的饭勺》)。他们居无定所,到处奔波,甚至连累了本有美好童年的孩子。在张守刚的《长途车》中,一次看似平常的征途也从孩子不谙事的熟睡中变成了打工者漂泊的命运;在郑小琼的《出租房》里仅存的生活的“绿意”只能从“一截清洗,干净的葱”那里获得。打工者的辛酸似乎只有贴近这样的日常生活才有真实感和震撼力。所以日常生活的叙事策略对于“打工诗歌”来说是一种诗人主观和诗歌主旨相互作用下的选择。 　　 　　二、动物视角的隐喻叙事 　　 　　诗歌进入叙事时代的90年代,于坚提出了“拒绝隐喻”的诗学观点,这种将叙事和隐喻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遭到了诸如孙文波等人的批判。诗歌在选择叙事作为扩大诗歌书写空间的可能和承载丰富经验的策略时,并不意味着叙事和诗歌的所固有的创作手法相悖,叙事的价值在于和隐喻等必要的诗歌创作规律相结缘以扩大诗歌表现的巨大场域。打工诗歌中出现的动物意象,机缘巧合地连接起隐喻与叙事在诗歌中的暧昧关系,从动物视角的叙事中,隐喻出打工者沉重的痛感体验。 　　动物的意象在“打工诗歌”中屡见不鲜,有刘洪希的蜗牛,有卢卫平的老鼠,有罗德远“蚯蚓兄弟”,有许玲